■本报记者 陈彬

新学科不是用传统模式来建立，其本身又大多属于交叉学科，对这样的学科该如何发展，高校和管理部门需要认真思考。

最近一段时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统计委员会主任范剑青一直在国内忙碌着。从上海到北京，他的行程被排得满满的。

作为国际顶级经济学术期刊《计量经济学杂志》的主编，范剑青曾先后获得2000 年度国际统计学领域的最高奖——COPSS 总统奖，以及2014英国皇家统计学会Guy奖章，他还是首位担任国际顶级统计学术期刊《统计学年鉴》主编的亚洲人。也正是因为拥有如此高的学术地位，范剑青在国内的时间里，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但无论多忙，他的“工作重心”始终都在复旦大学的校园里，因为那里有一所让他牵肠挂肚的大数据学院。

2015年10月，国内首个大数据学院——复旦大学大数据学院正式揭牌成立。范剑青被聘为学院院长。自那时起，范剑青的目光便一直没有离开过这所学院，以及学院背后的数据科学及大数据的产品开发。

在同一起跑线上

《中国科学报》：您能否简单介绍一下复旦大学大数据学院？

范剑青：复旦大学大数据学院是在2015年10月正式揭牌成立，同时成立的还有复旦大学大数据研究院。学院是以计算机科学、数学和统计学为基础，与经济金融、 、医疗卫生，工程资讯、人文社会和管理决策等众多学科领域进行深度交叉，开展大数据科学研究和人才培育；而研究院则更偏重于大数据分析技术的研究、应用、和产品开发。

在学院的日常管理中，我们借鉴了国外高校院系的管理模式，邀请了11位世界名校的专家组成学术委员会，学院所有教师的引进和职称晋升都由学术委员会认定。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相当于把国外的一个“系”的管理模式搬到了复旦大学， 成员来自世界名校。

在学生培养方面，我们一方面采用灵活的“2+2”培养模式，即将学生在大一和大二时分散到不同学院，学习与大数据相关的基础知识，在大三、大四时再将其集中，学习数据科学、大数据技术等学科特色内容，目的是为各行各业培养大数据应用的复合型人才；另一方面，我们也用大类招生的方式，招了70名大一的学生，并在筹备2017年大数据专硕人才的招生和培养工作。

在大数据的应用方面，复旦大数据研究院成立了7个交叉型的研究所，还有一些正在成立中。与此同时，我们与多家企业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中国科学报》：在复旦大学大数据学院成立时，您曾表示，近年来很多大学都设立了与大数据有关的研究机构和学科专业，但没有将大数据提升到作为一门学科的基础性和方法学研究的高度，您是否希望复旦大数据学院能做到这一点？

范剑青：据我所知，如复旦大数据学院这样能够将教学与研发相结合，并系统地招收本科和硕士学生，还与许多学科、产业高度交叉的大数据学院和研究院，在世界范围内也是没有见过的。而我们之所以这样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目前大数据已经可以成为一个单独的学科，而我们希望能够推动这一新兴学科的发展。

需要说明的是，如果说在传统学科的发展方面，我们与国外先进水平还存在差距的话，那么在如今大数据这样的新兴学科领域，中外差距至少没有那样大。甚至可以说，我们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尤其是在大数据的应用和教育方面。因此，我希望有一天，通过我们的努力，国外学生不再仅仅因为我们的语言、历史而留学中国，至少在大数据领域，我们可以将中国的理念输送到国外。当然，我们现在首先需要做的是在国内将这一学科发展起来，引领国际学科前沿。

政策还需更“灵活”

《中国科学报》：您觉得当前的国内环境是否适应以大数据学科为代表的新兴学科发展？

范剑青：在我看来，国内的“生态环境”有时候甚至比国外更适合新兴专业的发展，至少更适合大数据学科的发展。

首先，我们有充足的人才储备。大数据学科对数学能力的要求很高，而中国学生的数学能力在世界范围内也是顶尖的。在生源方面，我们并不吃亏，而且有优势。

其次，中国高校与企业的联合要比美国更加密切，这可能与中国特有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文化有关。我们似乎更愿意一起探讨新鲜问题。同时，中国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每个人都在寻找适合自己的发展机会，企业家很愿意到学校访问，高校教师也很愿意将企业遇到的问题通过科学化解读，产生新方法和新解决思路。在这方面，我在国内感受到的比在美国还要强烈。

第三，在新兴学科发展方面，政府层面也起到了很大作用。我国政府具有更强大的执行力和号召力，比如在2015年，我们出台了《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极大地推动了大数据科学发展和应用，这种具有中长期战略发展眼光的行动纲领在国外是很难做出的。

《中国科学报》：政府的支持当然会有利于新兴学科的发展，但如果干预过多，也会导致一些阻碍的产生。对此，您怎么看？

范剑青：不可否认，任何事物都存在利弊两个方面。从有利方面来讲，政府的大力支持，为新兴学科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如果从不利的方面说，当前国内一些高校在政策执行方面相较国外高校要略欠灵活一些。

比如，我们在引进海外人才时，就面临这样的问题。我们引进的人才是通过由各国专家组成的学术委员会投票决定的。如果在国外高校，经此程序引入的人才，即使是助理教授，也很自然地拥有招收硕士生和博士生的权利。但在国内有条件设立“海外轨”的高校，这些海外引进人才却没有“博导”资格，有些甚至没有“硕导”资格。要知道，我们对通过“海外轨”引进的年轻教师的要求主要是科研成果是否达标。他们想要开展正常的科研和教学活动，是必须要有学生参与的。

类似的问题还有博士点和博士招生名额的问题。众所周知，在新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大环境下，交叉学科是产生新科技的重要增长点，交叉学科的发展必然涉及高层次人才的培养问题，自然而然就涉及到博士授予权（博士点）的问题。然而，我们当前还是按照一级学科设立博士点，这就给新兴的交叉学科培养高层次人才带来了困扰，因为它没有办法归入哪个一级学科。

在财务管理方面，我们的资金主要来自于捐荐，但用起来仍然很不灵活，不利于学科建设与发展。新兴学科有许多不定因素，计划也很难执行的很精确，财务管理需要富有弹性。

总之，面对在国际化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新兴学科，我们的管理制度也应该与时俱进，为新兴学科发展提供助力与保障。

需要“绿色通道”

《中国科学报》：在您看来，海外人才对于新兴学科发展和一流学科建设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范剑青：在大数据学院的建设过程中，我们一直试图在国内管理体制下争取最大的发展机会。但在这期间，我们也看到了在文化、体制、思想等问题上中西方的冲突。新学科不是用传统模式来建立，其本身又大多属于交叉学科，对这样的学科该如何发展，高校和管理部门需要认真思考。

我们一直在强调要深化教育体制改革，而对人才的教育培养还是要以学科为主。一个学科是否一流，关键还是看究竟能吸引多少优秀人才，以及这些人才是否能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否应该在当前政策框架下，为这些人才开辟一条“绿色通道”呢？

依然以博士点的设立为例。博士点是培养高层次人才的，而当前我国在大数据方面，不仅缺乏人才，更缺乏有一定水平的大数据教师。而博士点的设立便可以同时解决这两大问题。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能“特事特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