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国务院印发《“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规划提出，要“积极提出并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细细梳理，可以发现，从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到“十三五”规划，“大科学计划”“大科学工程”等词汇其实已在科技创新领域的规划、解读中屡见不鲜。

大科学计划，顾名思义，意味着投资强度大、设备大、研究目标大、科研团队大。也正因为大，所以常常少不了国际合作。对一个国家来说，大科学计划常常是解决重大关键性科学技术难题和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瓶颈性问题，乃至实现科技跨越式发展、催生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提升国家整体科技产业基础的有效途径，重要性不言而喻。

8月18日，十几位全国政协委员、科技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相关政府部门、科研单位的负责同志齐聚一堂，围绕“国际科技合作与大科学计划”展开了讨论。讨论中，委员和专家们毫不隐讳地吐露出的一个个鲜活故事，揭开了大科学计划中存在的一些难题。

量子物理学家潘建伟遭遇的“经费困惑”

——一个关于“钱”的故事

8月16日，中国量子卫星“墨子”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成为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

两天后的8月18日，在全国政协举行的“国际科技合作与大科学计划”双周协商座谈会上，量子卫星首席科学家、全国政协委员潘建伟结合在量子研究领域的实践和自己团队的经历，讲了一个让他感到困惑的“经费”问题。

在量子研究领域，冷原子量子调控研究很关键，在潘建伟及其团队开展冷原子方面国际合作时，因为开始阶段属于基础研究，国际上对我们的开放程度很好，但是到了有应用前景的核心器件和材料的层次，国际合作的形势就不太如人意了。“比如在我们这个领域有个非常重要的器件叫量子点，是可扩展量子信息处理的关键器件，由于我们国家制备和加工水平相对不足，我们当时就跟德国相关团队共同承担了中科院的国际合作项目。”潘建伟说。

“然而，在中央财政支持的项目里，有些却没有明确的渠道能够把经费划拨到国外使用，所以我们后来花了很长时间说服德方，在欧洲申请到相关的经费开展工作。但这不仅造成研究计划很长时间的延迟，而且无法进行知识产权共享，只能采购德方产品。更关键的是，这一过程中的合作是较为松散的，缺乏成果共享的机制，随时可能被禁售……”

对此，潘建伟的建议是：借鉴国际经验，对于我国主导的国际大科学计划中某些任务，允许经费划拨到海外，由国际上的优势研究力量帮助我国来完成，共享知识产权。同时他还建议，在国际大科学计划的框架下，应根据具体情况允许在海外建立联合研究中心，便于及时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因为“随着量子计算研究的不断发展，一些核心器件已开始对我国禁运。”

“还有些大科学计划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必须放在海外，我国要想参加，就必须突破体制制约，允许有投资国外设施的经费渠道。”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信息工程研究所副所长潘锋也呼吁，应当适时调整政策，尽快建立起完善的“走出去”的资金支持渠道。

“以开放的态度与国际上优势力量合作，是促进我国科技水平快速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潘建伟说。

射电望远镜等大科学装置的“科学队伍建设之困”

——一个关于“人”的故事

“在历时数十年的大科学装置建设竣工之后，我们并没有培养出能使用它立即开展科学研究的人才队伍。装置建完了，结果没有队伍用它。在过去我们执行的计划中已经看到好几起这样的事情。”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武向平抛出了大科学装置的“科学队伍建设之困”。

他讲了一个现实的例子：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SKA），是包括我国在内的约20个国家共同投资建设的世界上最强大的射电天文望远镜。这是个典型的宏伟科学目标驱动的国际合作工程，还有5年时间，SKA将建成第一批工程。然而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国家至今没有组建科学队伍，甚至找不到首席科学家是谁。也就是说到时候观测数据到了中国，也没有人会处理。

“很多管理部门的观点是，等SKA建成后我们再组建科学队伍，但是忽略了一个基本的道理，那就是一支高效且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科技团队建设至少10年的时间才能完成，只有同步甚至超前组建科研队伍，才能及时利用大科学装置尽快做出一流的科研成果。”武向平说，目前，贵州正在建设中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同样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人才队伍建设要与科研装置建设同步进行。”武向平说，如果没有及时配套的人才队伍，大科学装置产出重大科学成果的时间会严重推迟，甚至错失重大科学发现的机遇。

“不能只见物、不见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副所长徐旭东也反映了同样的情况，他建议重视对科研队伍和管理人才的投入，“尤其是在几乎没有横向经费提成和技术成果转化收入的基础前沿领域，需要有相应的政策，吸引和稳定科研队伍和管理人才。”

委员、专家们认为，推动国际科技合作和大科学计划的进步与发展，不仅需要我们自己的人才，还要以开放的态度放眼世界，寻求国际人才的引进与合作。

“我国在基础理论研究、重大关键技术突破等方面更多处于学习跟踪、并行阶段，重大科技项目的核心技术仍然掌握不足。最重要的是能够承担大科学计划的高层次科技人才和团队不足。”全国政协常委蒋作君说，针对如何让海外人才“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他提出具体建议：推动建立统一高效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管理体制；加强引进工作的法治化建设；注重人才引进后的服务工作。

空间引力波探测“天琴计划”的立项难题

——一个关于“观念”的故事

“我们不能什么都言必称西方。如果这个项目等到以后再去做，我们就失去领先国际的机会了。今天是个机会，希望政协帮我们推进一下！”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山大学校长罗俊的情绪显得有些激动。

罗俊所为之忧心的项目，与当今世界科学界公认的难度最大的尖端科技之一——引力波探测有关。

今年年初，美国“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LIGO）宣布发现引力波，人类第一次“听”到了宇宙的“声音”。消息一出，罗俊立刻成为媒体追逐的焦点人物，因为，由中山大学牵头的空间引力波探测项目——“天琴计划”去年就已启动。

虽然美国人在地面引力波探测上占了先机，但在空间引力波探测上，“天琴计划”的筹备已进行多年。“这是一个由中国科学家主导，以我为主的国际合作项目，也是我们争取国际领先的机会。”罗俊说，“天琴计划”获得了科技部等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然而目前的立项却进展缓慢，这让罗俊感到担忧：“离美国发现引力波已经过去6个月了，6个月的竞争可能是决定性的，我们不能再等了。”

让罗俊焦急的是，由中山大学牵头的“空间引力波探测的地面基础研究设施”项目没有通过相关部门审批，“立项答辩的时候，专家组说国外没有先例，质疑其能否实现，但是我们项目当事人却未被允许参加答辩，所以根本没机会回答他们的质疑。”罗俊说，“如果国外有一个我们才做一个，那我们做的东西都是人家做过的，这不是真正的创新。我们必须要有个观念上的转变！”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对台港澳中医药交流合作中心主任杨金生也对“转变观念”“以我为主”深表赞同。

最近，里约奥运会让拔火罐成功登上热搜榜，中医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然而，在国际上，部分中药市场及中医话语权却被别的国家把控。“我们必须在国际规则、标准制定上掌握主动权。”杨金生建议，“设立国家中医药标准化专项基金，以我为主在WHO、ISO等组织制定颁布中医药名词术语、技术产品、设备服务等相关国际标准，把中医药国际化落到实处。”

“相比欧美国家，我们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还比较弱。”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副所长顾行发说，虽然目前我国已经主导和参与一些国际科技组织，但还远远不够，“建议建立多渠道、多形式的国际组织后备人才培养与推出体系，积极向国际组织总部输送全球性战略人才，同时出台相应的政策法规，吸引国际科技组织总部落户我国，使我国在其运行中发挥主导作用，积极提升我国科技的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

链接

什么是大科学计划

大科学和大科学计划的概念出现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意味着投资强度大、设备大、研究目标大、科研团队大。根据其特点，大科学研究通常分为两类，第一类是需要巨额投资建造、运行和维护的大型研究设施的大科学研究，即依托“大科学装置”的研究，其建造过程由于具有工程的特点又被称为“大科学工程”，最典型的就是国际空间站；第二类是需要跨学科合作的大规模、大尺度的前沿性科学研究项目，通常是围绕一个总体研究目标，由众多科学家有组织、有分工、有协作、相对分散开展研究，如人类基因组计划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