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David Parkins

英国投票离开欧盟的决定正在危及科学家的经费、合作、员工和学生。它使得该国举步蹒跚，并且让欧洲受到冲击。对于英国退欧，5位专家提供了他们的反思。

萨塞克斯大学社会政策研究小组负责人Johan Schot：

重新思考社会进步

我们的世界迫切需要对社会进步进行反思。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应当相互合作，并且公开其研究议程，以便让公众参与并开展跨学科对话，从而为解决当下时代的问题提出各种可能的办法。

在关于英国退欧后果的争论中，欧盟和欧洲通常被混为一谈。然而，伴随着工业化和全球化的到来，带有强劲的欧洲看法的国际治理在很早之前（19世纪）便已开启。因此，欧盟是更强大的“欧洲化”过程的一部分，涉及由多个机构和多重依赖性形成的网络。离开欧盟并非意味着离开欧洲。

关于欧洲未来的思考应当着眼于关键问题，即如何组织并管理货物、人员、信息、流行病和污染的国际流动。这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是不可避免的。

很多人对欧盟的技术专家治国特征进行了正确的批判。然而，这出现在所有国际组织中——从联合国、欧洲理事会到欧空局、欧洲核子研究委员会。这些机构基于对专家治理——作出理智决策并且偏好避免进行公开的政治和公共协商——的信奉而建立。

是时候重新评估这些治理欧洲和全球的准则了。现有设计反映了建立一个最终将超越各民族国家的欧洲甚至是全球政府的老套梦想。公众对于该想法的支持明显很微弱，因为很多问题需要本地化的解决办法。针对本地、国家和国际治理构建的新体系，需要将专家管理和民主结合起来，从而减少民主赤字。

匈牙利中欧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Levente Littvay：

比较各国民粹运动

导致英国投票离开欧盟的运动，是一种对最原始本能的民粹主义的吸引力。它紧随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利用类似策略的民粹主义党派的兴起而来。我们需要提高对于这些社会动乱的认识。

对民粹主义的系统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社会学家甚至就它的定义及其同存在时间更长的现象如激进右派、民族主义、仇外等有何不同存在分歧。各国专家通常对相关案例——从法国的右翼国民阵线、希腊的极左翼联盟到意识形态无法辨认的意大利五星运动党——有很好的了解。不过，他们只是最近才开始开发并收集可在各国间进行比较的高质量数据，比如不同国家政党领袖的言辞及其支持者的态度。此类信息对于理解民粹主义的起源和长期影响至关重要。

短期来看，民粹主义言论或许能对公民参与民主过程产生积极影响。不过，这些公民极少是消息灵通者。在对误导性的感性诉求作出回应时，他们最终投票反对的可能是自身利益。这就像在英国一些地区，有些人成群结队地投票支持退出欧盟，尽管英国收到了欧盟最慷慨的赠与，并且拥有数量最少的移民。从长远来看，民粹主义政治会增加社会两极分化、动摇人们的信任，并且对社会和经济造成极大的破坏，正如在石油藏量丰富但目前实际处于失控状态的委内瑞拉所发生的那样。

美国康涅狄格大学生态学和进化生物学、人类学和数学学院教授Peter Turchin：

挖掘历史数据库

让人们在诸如欧盟等规模很大的群体中合作并非易事。理解人类如何得以创建合作性社会同样困难，因为我们无法轻易地开展试验。尽管如此，通过采用科学方法分析历史数据，人们还是取得了很多进展。

例如，欧盟从最初的6个成员国迅速扩展到现有的28个，明显导致其出现功能障碍。历史学家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帝国过度扩张”。一个经典例子是亚历山大大帝建立的膨胀帝国在其死后很快瓦解。

之所以出现功能障碍，首先是因为6个人（或者6个国家的首脑）比28个人更容易达成各方一致同意的行动方案。其次，在西欧核心地带以外的扩张将来自不同文化、拥有不同价值观的人民和政客聚在一起，导致达成合作的路径经常不可调和。这种规范上和制度上的不相匹配为集体行动造成了额外障碍。

更加模块化且分步进行的方式能否更好地推动欧洲一体化？比如，中欧国家已经有了自己的一体化核心——由波兰、匈牙利、斯洛伐克和捷克共和国组成的维谢格拉德集团。或许，欧盟作为此类组织的一个嵌套集合会更好地发挥作用，而不是一个依靠实力较强国家之间达成的非正式协议发挥作用的大型组织。此类假设需要得到经验上和系统性的测试——利用完全采样自历史记录的大规模历史数据库。

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Steven J. Brams：

提供更多投票选择

在此次英国全民公决展示出的诸多事情中，其中一件是投票不应当如此轻率。提供给该国投票者的选择——留在欧盟或者离开，掩盖了所涉及问题的复杂性。

的确，更多选择意味着投票的分界将更加清楚，使一项选择胜出的概率大大降低。不过，一个被称为认可投票的系统通过让投票者指出他们认为可接受的所有行动方案，消除了该问题。赢得最多认可的选择获胜。

该方法通常在所有选择中寻找最容易被接受的那个，因此获胜者一般是折衷的方案，并且会获得来自存在意识分歧的双方的支持。它是大多数投票者都能忍受的选择，即便不是他们的第一选择。

目前，认可投票被包括拥有上万名会员的美国数学会、美国数学协会等一些大型科学团体用于选举官员。在纽约大学，该系统被政治和经济学院用于选出院长。所有终身教授都是候选人，而投票会不约而同地选择能将学院中各派系团结起来的候选人。1990年，认可投票还被俄勒冈州用于就教育经费筹措进行的咨询性全民公决。

如果英国退欧的确促成了欧洲其他地方的全民公决，那么公民应当获得不止两个选择。这就像议会成员在议案中添加和删除条款以促成折衷方案时通常拥有多个选择一样。投票者难道不应该拥有和他们的代表相同的机会？

诺丁汉大学经济决策心理学教授Simon Gächter：

研究不同团体如何合作

英国退出欧盟的决定可被诠释为对深层次多边合作的怀疑。这引发了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根本问题：团队成员会在何种情形下为了共同利益开展合作？迄今为止，行为经济学主要研究人们在为了团队利益尽心尽力方面表现出来的意愿。在诸如欧盟等涉及多边的国际合作团体中，团队成员或者各个国家共同努力守护的利益超过了任何一个国家单打独斗获得的成果。欧洲科研合作和欧盟碳市场就是典型的例子。

虽然由不同团体形成的联盟对于解决全球挑战是必需的，但它们总是受到一些团体搭便车行为的威胁。这些团体可能受到强烈的集体意识的推动，但仍将自身利益视为集体决策的唯一相关标准。这从达成国际气候协议的挣扎中可见一斑。强烈的群体认同能帮助人们形成共同的使命，从而在当地社区、公司、高校、部队或者运动队中开展合作。不过，这种“部落文化”可能危害了不同团体之间的合作，尤其是在共同努力付出的代价似乎比获得的利益更大时。人们对于欧洲合作的看法也是如此。

新的实验研究应当特别关注身份对团体内和不同团体之间的合作所造成的影响，尤其是在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产生冲突或者看上去会产生冲突时。（宗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