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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去年年末开始，“供给侧改革”俨然已经成了高频和热门词汇。引爆科技创新、造就新供给、形成新经济，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途径之一。

■本报记者 张晶晶

不久前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四次会议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对全面深化改革决心的重要检验”“对各种矛盾要做到心中有数，增强改革定力，抓住改革时间窗口，只要看准了的改革，就要一抓到底，务求必胜”。

自去年年末开始，“供给侧改革”俨然已经成了高频和热门词汇。之前为大家所熟悉的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属于需求侧，供给侧则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四大要素。所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调整经济结构，使要素实现最优配置，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

从全球经济发展脉络来看，自工业革命以来，科技发展和创新始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引爆科技创新、造就新供给、形成新经济，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途径之一。

持续发展之动力

“要谈创新，熊彼特的理论非常经典。”中国社科院财经院税收研究室副研究员蒋真博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近年来，政治经济学家熊彼特在国内外可谓名声大噪。一谈到“创新”，其“五种创新”理论常常被引用。其具体内容包括以下五个方面：企业家的本质是创新；企业家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体；创新的主动力来自企业家精神；成功的创新取决于企业家素质；信用制度是实现创新的经济条件。

熊彼特在其创新理论名著《经济发展理论》日文版中承认：在关于经济发展过程这一重大理论基础上，他与马克思是一致的。他用创新解释经济周期，也试图用创新来解决马克思指出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内在弊病。在熊彼特看来，要从根本上走出危机，必须鼓励创新——危机的本质是有效创新的不足。

二战后凯恩斯主义在罗斯福新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时间市场自由加上政府使用财政、货币等政策对经济进行必要的干预，成为资本主义成功典范。但从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爆发之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普遍陷入“滞涨”，凯恩斯主义开始受到质疑，阿瑟·拉弗等美国经济学家指出生产力决定购买力、有效供给不足才是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

“直到1990年，克林顿行政分支上台，大力推行科技创新，充分把握第五次经济长波的战略机遇，实现了二战后美国最长的经济增长周期——约120个月，超越越战景气106个月，而且质量更高：低通胀、低失业、低赤字、高增长——使美国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李万分析指出。

创新乃是持续发展之动力，其中科技是重中之重。李万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取得根本性成功，就必须“扬弃对科技创新的功利主义或工具主义思想观念，而把探索科学奥秘作为一种民族精神、时代风尚和价值取向，注重加强科学技术的源头创新”。

“消费者并不清楚他们需要什么”

如今回忆在以iPhone为代表的智能手机诞生之前的生活，很多人都会发出“科技让生活更美好”的感慨。

“2006年我上大学，当时还用MP4听音乐、看视频，从各个网站下音乐、下视频；抱着厚厚的方正笔记本电脑上网、做PPT；查单词主要还是靠文曲星……”谈到这个话题，在一家主流电视媒体任职的李哲回忆说。

“不光是在生活上，工作上现在也幸福太多了。很方便地就可以用移动设备看各种国内外的最新节目；做异地连线也不用再扛着大机器，网速够的地方很轻松地就可以传送了；现在也开始尝试使用360度全景直播。十年前我刚上大学那会儿，想象不到也不会相信，要知道我才不到三十岁呢。”

李哲的感慨中包含的一个重要信息点正是：供给创造需求。如果不是有智能移动终端的诞生、GoPro这种微型高清设备的诞生、光纤网络的普及，她所从事的电视行业也并不会产生如今这般高效和快速的诉求。

“在需求的高级阶段，供给创造需求。”蒋真告诉记者。

读过《史蒂夫·乔布斯传》的人估计都会对乔布斯强硬的工作作风印象深刻，他执着地要求工程师将苹果手机、笔记本电脑做成闭环模式，并不欢迎用户对其进行自由的改装，重要理由之一就是“用户并不清楚他们需要什么”。

从这个角度上看，在供给侧改革的过程中，生产企业必须通过不断创新，提供给用户更多领先于他们想象力的优质消费品，只有这样，才能在产能过剩的大环境下获取用户，获取利润。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府和社会鼓励有想法、有能力的人们创业、创新。2015年下半年开始，投创圈开始遭遇“寒冬”，近十家曾经辉煌一时的“独角兽”创新企业倒下，令人一片唏嘘。在创新创业过程中，该需求是否真实存在是对创业者和投资人双方的重点考验之一。

线性资本创始人、Facebook早期员工、知名投资人王淮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指出，所谓需求可以分为三大类：现实需求、伪需求和未来需求。

“针对第一类现实需求的创业项目不难看懂，简单理解就是用新方法解决老问题，很多O2O项目也是针对这层需求的。但是它的技术门槛并不高，现在很多聪明人出来创业，差异化会越来越小。”

“第二类是伪需求，是我们重点打击的对象。这个要判断其实没有想象得那么简单，跟创业者和投资人的阅历、经历都有关系。可能我说你这是伪需求，人家说我这是未来需求，很多时候很难判断。现在很多年轻人缺乏经验，很容易脑袋一热做个伪需求的东西，在创业初级阶段蛮多的。”

“第三类是未来需求，解决的是现在看到或者看不到的问题，是真正有想象力的创新、创业。比如说出行，从过去的马车到现在的汽车，再到未来可能的私人飞机、飞船。能够判断是否是未来需求，是区分一般创业者和高级创业者、一般投资人和高级投资人的重要标准。”

人才供给是重点

除了区分真伪需求之外，王淮还强调，创业大潮正在逐步步入理性阶段，未来两三年会是重新洗牌的时间。从资本供给端来看，目前总数很大，但是其中高很多的是五千万元到三个亿以内的小资本，毕竟目前的创业项目能融到C轮的大概只有百分之一的概率。

“这样的话品牌难以维持。现在投资圈中有很多非专业的机会主义者，资本最终是逐利的，但是出发点很重要。随着竞争和淘汰，最后很有可能是专一领域内排行靠前的专业基金和投资人将小资本吸纳。”

与O2O创业公司日子越来越难过的现实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工智能和虚拟现实等高技术门槛行业愈发火爆，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技术准入门槛很高。

王淮告诉记者，他们将“高学历、高工作经验、高学术经历”的人才称为“三高人才”，这些人大多又有国外留学归来、BAT巨头工作、知名科研机构做科研等相关经历，拥有知识和技术。

“这样有创业激情、有不可替代能力的‘三高’人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一些能力不足的创业投机分子迟早是要当炮灰的。”

2016年3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着眼于破除束缚人才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障碍，解放和增强人才活力，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中国工程院院士、四川大学校长谢和平此前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也指出，“要做大做强‘双创’，首先就应做大做强‘双创’的供给侧”，而供给侧核心正是高水平的创新创业人才和高水平的科技创新。

河北科技大学副教授韩春雨因为新型基因编辑技术NgAgo-gDNA备受关注，除了成果本身，这位青年教授如何在十年间默默工作、用很少的科研经费作出如此令世界瞩目的成就，成为了各方关注的重点。

中国科学院大学教师、科学网知名博主吴宝俊在采访中谈到，互联网让世界变得扁平、每个人都可以方便地获取最新信息或许是原因之一。其次，韩春雨的成功或许应该引发大家对于基金资助方式的反思，“过去主要集中支持位于学术中心的大团队，是不是要转变经费分配方式以支持各个地方的小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