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陆琦

“我们现在的成果多吗？”在日前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中科院大连化物所副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刘中民发言中的一句反问，吊起了在场院士的胃口。

目前，中国研究人员撰写的科技论文在数量上仅次于美国。但在刘中民看来，真正拿得出手的、能为国家真正作贡献的并不多，甚至可以说是太少了。

华南理工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王迎军对此深有同感。她在学习中央领导同志讲话精神座谈会上就道出了对现状的担忧：“我很清楚，我们现在有很多技术成果没有转化出去。”

在2015年全国高校科技转化指标的评审中，华南理工大学位列全国高校第一名。身为校长，王迎军本应自豪。可她并不满意：“我们学校每年大概产出2000多项专利。但到底有多少转到企业里变成生产力造福人类，真正发挥它的作用了？”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传统发展动力不断减弱。因此，经济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强大的科技创新力量。然而，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科技对经济社会的引领支撑不足，科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低是我国经济大个头的“阿喀琉斯之踵”。

“科技不提供实用性成果，光提供论文是不行的。”刘中民直言。

常听科研人员说，每年都有不少科研成果产出，但往往是论文一发表就完事了，很多成果就这样被束之高阁。

在刘中民看来，那些成果压根都不能用。他更看重的是科技成果的实用性。“现在我们缺的是企业真正需要的成果。”

“这里头，我们的指挥棒出了问题——只认论文。”刘中民认为，成果转化需要通过市场，也需要国家政策的引导，包括各种激励机制。

为什么现在很多科技成果都去了珠三角、长三角？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匡迪在调研中发现，北京、天津的科技成果大部分都在珠三角、长三角实现产业化。

“这跟地方管理者对科技的重视和支持程度有关系。”徐匡迪说，“他们的管理比较接近于市场，脑子里有商业管理理念，成果自然都流向那里。”

“好成果其实不需要吆喝。”刘中民表示，科研人员要自觉关心国家的经济发展态势、技术现状等，主动跟企业结合，站在企业发展更高的位置审视技术瓶颈、设定技术路线，真正研发出能解决实际问题特别是重大瓶颈问题的战略性应用技术。

“一位科技工作者对社会作出的贡献，至少要对得起那份工资。”刘中民笑着说。

王迎军坦言，让更多的成果能更快地转化出去，并不是让科技工作者名利双收。

“科技工作者把一生的心血和精力投入到某一项科研工作当中，甚至一辈子都在做一件事，其实心里想的是要把作出的成果用到社会上，让我们国家在某方面变得更强，让我们国家发展得更好。”王迎军表示，这是广大科技工作者心里真正期盼的一件事，尽管做起来不是那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