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 瑜 通讯员 吴明静
家里的陈设和4年多前他患急症去住院时没什么两样。只是，生前居住的小区公告栏里贴出了一张讣告。
5月27日，我国核武器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原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原副院长陈能宽先生在京逝世，享年94岁。
6月2日，陈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前来吊唁的人排起长队。
为国书写大文章
1999年，他和朱光亚、周光召、于敏等23位科学家一起，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1960年6月，在冲破美国封锁回国5年后，37岁的陈能宽却突然接到通知：调入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参加我国核武器研究。从此他隐姓埋名达四分之一个世纪。
这并不是他熟悉的金属物理领域，而且那时我国核武器研究近乎白手起家。
陈能宽受命担任一个重要研究室的室主任，身负两项重任：设计爆轰聚焦元件、测定特殊材料的状态方程。
这是核武器事业最为关键的组成部分之一。
官厅水库旁、长城脚下一座炸药试验场（代号17号工地），他率领一帮不满30岁的年轻人土法上马，因陋就简开始实验。
经过两年多几千次实验后，1962年，陈能宽和团队在最短时间内做出了第一颗原子弹所需的起爆元件。
1963年，他和大批科研人员转战青海高原，一年后，全尺寸爆轰模拟试验成功，为我国首次核试验铺平了道路。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亲眼看到急剧升腾的蘑菇云，作为参试人员的陈能宽忍不住热泪盈眶。
从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到突破氢弹，我国仅用了2年8个月，创下了全世界最短的研究周期纪录。陈能宽率领科技人员艰苦奋战，解决了氢弹研制中一系列必须借助实验研究来解决的关键技术问题。
如何将核试验获得的科学成果转换为手中的武器，从1960年代开始，陈能宽就和王淦昌先生共同进行了“聚合爆轰波人工热核反应研究”的探索，开展了新一代起爆方式研究。
经过十多年的不断探索与实验，他和团队摸索出了一整套冷实验的物理思想、方法、技术途径直至工作制度。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从近程、中程一直延伸到洲际，我国的核导弹都采用这种方法获取定型数据，既安全又节约。
倡导“德智体群”发扬学术民主
陈能宽生前使用的书桌是上世纪的老物件，铺在桌子上方的玻璃已开裂，书桌正中间摆放的国家863计划十五周年纪念牌匾却光洁如新。
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陈能宽不再负责武器型号的爆轰物理实验。1987年2月担任国家863激光主题专家组首席科学家时，他已64岁。
王大珩先生生前曾言，在863计划多个主题中，激光主题讲起来最费口舌，也最难把握。
“我和他密切相处了整30年。”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当时担任主题专家组成员兼秘书长。
他印象深刻的是，先生重视发扬民主，每当涉及比较重大的技术路线或方向的判断，总是提议要组织“红队”“蓝队”之间的辩论，即正面意见与反面意见深入辩论和讨论。用这种方法集中大家智慧，先生为我国强激光技术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打下了坚实基础。
面对人才队伍青黄不接的现状，陈能宽特别重视青年科技人才培养。杜祥琬至今记得，以先生为首的专家组很有远见地提出，在该专题中设立青年基金，鼓励40岁以下的年轻人。
诗人情怀 慷慨言志
“七十嫌小，八十嫌少，九十正好！”生前先生曾用这样的字句自勉：希望自己不必在乎年龄的增长，永远有敏捷的头脑和一颗年轻的心。
至今家中客厅书桌上还留有他和老伴一起玩数独游戏的手稿，电视柜里还存放着交响乐光盘。
陈能宽特别爱唱歌、游泳，尤以擅长书法、填词作诗扬名。在许多重大试验成功后，他常以诗词抒怀。
在病情还不算太严重时，小儿子陈子浩为他念诗，他最爱听毛主席诗词，每当听到《沁园春·长沙》“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时，老人就会捏紧右拳锤击自己的胸口，轻声地说：“我们，我们！”
因为工作原因，陈能宽与子女接触时间很有限。
陈子浩印象深刻的是，十来岁时去221厂探访父亲，每天有两份报纸送来。
“我把当时不是公开订阅的《参考消息》放在他桌上，《人民日报》自己看。他忙得很，一天到晚基本不在房间，但我从来按照父亲的规定，不看他的《参考消息》。”陪同父亲走过人生最后几年大部分时间的陈子浩说，现在回忆起来，父亲对自己潜移默化的影响让自己受益匪浅。
陈能宽先生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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