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彬

在创业问题上，政府更多的依然像一个旁观者，觉得似乎制定了政策就能水到渠成，这其实远远不够。

今年5月刚刚过半，但在短短的十几天里，先后有河南、广西、山东等多个省份公布了本省的大学生休学创业政策，而且允许大学生休学的年限也越来越长，最长已经达到了8年。而据最新统计，目前国内已经有超过20个省份发文鼓励大学生休学创业。

休学创业政策频出的背后，是政府对高校创业持续多年的热情支持。只是，这样的支持是否到位，面对大学生创业？我们又该在哪些方面重点支持呢？

针对这些问题，《中国科学报》记者专访了南开大学商学院院长、南开大学创业研究中心主任张玉利。

大学生创业人数短期难以激增

《中国科学报》：自从教育部允许学生休学创业以来，各省纷纷颁布相关政策，而且允许休学的年限也越来越长。但与此同时，有人也对此提出质疑，甚至担心如果大量学生选择休学创业，可能会干扰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您怎么看待这一政策的利弊？

张玉利：在我看来，这不会是一个大问题。近些年来，我们提出了很多创业口号，教育主管部门也陆续提出很多相关文件。这些工作的确使大学生创业的数量有所增加。然而尽管如此，大学生从事注册公司和商业活动的行为比例依然很小，而且这一比例在短期内很难有大幅度提升，更不可能出现井喷式的增长。

基于创业者依然是一个小众群体的事实判断，休学年限的适当增长并不会带来多大的问题。事实上，目前我国多数高校采取的学分制其实就是一种弹性学制，有的学生因为生病也可以延长学制。因此，延长学制鼓励大学生创业会对一些学生起到鼓励作用，但对于全体学生而言不是很大的问题，不会影响学校的教学秩序。

《中国科学报》：您认为允许休学年限多久比较合适？

张玉利：从一般的创业规律而言，从识别创业机会到创业行动的实施，这一过程其实是比较短的。调查发现，从创意到创业活动，一般只有一年左右，有些甚至更短。即使比较长的创业行为，3年时间也足够了。因此，从政策有效性来说，即使考虑到大学生连续创业的问题，允许休学的时间也不用太长，3~5年的时间足够了。

创新型人才培养使创业成为自然结果

《中国科学报》：近年来，国内高校创业整体发展固然迅速，但似乎总给人一种浮于表面的感觉，您认为出现这一问题的关键是什么？我们的创业教育是否还缺乏一些更深层次的内涵？

张玉利：对于大学生创业而言，不管是政府鼓励还是政策支持，其实都是外因。相比之下，内因要更重要。不可否认，当前大学生创业的确存在浮于表面的现象，大部分的大学生创业行为也属于生存型。换言之，缺乏创新性。大学生应该热衷于创造新奇的事物，热衷于解决难题，而不停留于经商，有些甚至认为大学生不应该和下岗工人争夺同一类型的创业机会。这种观点虽有一定程度的偏激，但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大学生的优势是年轻。年轻就意味着有闯的机会，也有实验和尝试的机会。因此，社会和高校应该引导鼓励大学生多开展创新型创业。在我看来，创新是创业的本质，我们需要有创新驱动的创业。而创新的基础是科学，是有科学依据的解决实践问题和价值创造。

因此，大学生创业一定还是要和专业结合起来，和研究结合起来，用新的理论和创新性方法解决社会问题。这是大学生应该具有的优势，同时也是高校应该加以引导的。从这个角度上说，创业的本质是如何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问题。

《中国科学报》：有一种观点认为，创业教育不是培育项目，而是对“人”的教育，您认为“项目”教育和“人”的教育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张玉利：前段时间，我看到一篇报道。这篇报道的标题很吸引人，叫作“创业80%会失败，但创业者的人生80%却会成功”。这句话很有道理，创业是人们解决社会问题、对社会进行奉献以及实现自我价值的载体和手段。创业其实是一个广义的概念。

高校的核心任务是培养德才兼备的创新型人才。可以说，创新型人才培养使创业成为结果和自然产出。从这个角度上说，要使创新人才和创业结合起来，就需要高校在创业和专业结合的基础上，使得创业和市场结合，契合社会的需求，并与消费者的痛点相结合。这是大学需要改进之处，大学需要让自己更加开放，整合资源形成更广阔的创业平台。

总之，创业是人才培养过程当中，大学生职业发展、实现自身价值的一种载体和路径，这是我的基本看法。当然，这样的路径并不仅限于创业这一种，我们希望学生能通过不同路径进行探索。社会发展也需要路径多样化，这样也有助于社会和谐。

政府需要创造机会

《中国科学报》：前段时间，您组织召开了一场关于创业失败的研讨会。会上您提出不应再仅仅宽容失败，而是应该伸出援助之手、坚持学习的态度。这种观点具体到创业教育中应如何体现？

张玉利：对于创业失败，我有三点基本看法。

首先，创业失败是一种客观规律，特别对于具体的创业项目而言，创业高失败率是正常的。所以我们要正视创业失败的客观事实，并将创业失败的资源利用起来。失败既有一定偶然性，但也有一定的内在规律和必然性，比如某些政策的利弊问题，如果能让创业者有更多的了解和准备，将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因此，我们不仅要开设创业基础和通识课程，讨论创业成功的因素，更要开设创业失败的课程，从中探讨创业的一般性规律，这对创业是有好处的，对社会也是有好处的。

其次，高校人才培养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要做到这一点，一种方式是从别人经验中学习，另一种很重要的方式是自己从实践中摸索。所以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基于失败的学习是学习的重要路径，我们不应忽视。

第三，在教育范畴内鼓励创业失败的价值挖掘，可以帮助学生乃至老师探索学习方法。我在给本科生上课时，每节课都会提醒大家四个字——提问、总结。其中，总结其实就是反馈。失败是每个人主观上都不愿意接受的。换言之，失败会使当事人有更大的刺激，而这种刺激会使得自己留下更深刻的印象，如果我们能借此及时反馈和总结，我就有了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中国科学报》：对于高校的创业教育，您认为政府和社会还应该给予怎样的帮助和支持？

张玉利：现阶段，政府与社会帮助的核心应该是如何将政策落地的问题。应该说，我们目前的相关政策、措施已经不少，但我总是有一种感觉，在创业问题上，政府更多的依然像一个旁观者，觉得似乎制定了政策就能水到渠成，这其实远远不够。

通俗来讲，创业是创业者和机会、资源之间的动态匹配过程。创业者首先要敢于创业，在这方面，现行的各种鼓励政策已经起到作用。在资源方面，在“互联网+”的背景下，在平台建设和网络建设方面的提速也很有帮助。但机会却不总是客观存在的，需要人们创造。而且不单要创业者创造，政府的创造也很重要，政府需要在这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这也是为什么从创业成本角度看，西部的确成本更低，但创业者依然愿意向“北上广”集中——因为机会多才能够驱动创业，创业者通过对机会的追寻才能整合资源，形成良性互动。在这方面，政府、学校和社会的重点不应只是实施更多政策，而应在政策讲解、机会创造方面做更多的工作。

针对现在政策的实施以及可能出现的新政策，我建议一定通过基层自下而上的提出。创业者在创业中遇到的问题暴露后，政府扮演解决问题的角色，这才能够产生效果，并且自我检讨之前的政策存在哪些漏洞。如此，我们的工作才会有更大的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