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自然》

去年11月，Kristi Miller-Saunders意外接到其上司的拜访通知。作为加拿大渔业及海洋部（DFO）的一名分子遗传学家，Miller-Saunders有理由担忧这种来自上级的关注。在过去4年的许多场合，政府官员都禁止她与媒体和公众谈论自己有关大马哈鱼基因组的研究。甚至有一位“看守者”陪她出席公共听证会，以确保她不会破坏规定。而原因则是悬在加拿大政府部门科学家头顶数年之久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此前，加拿大出台一项科学政策，要求所有联邦政府公务员和科学家需从部长或枢密院办公室获得许可且将所有采访问题上交后才能接受媒体采访，通常科学家接受采访时，媒体关系办公室会进行监督管理，如果记者提出的问题不在事先提交的问题提纲里，办公室人员会阻止科学家回答。而且DFO也要求其所属部门的科学家需要获得包括签署豁免书等在内的高级官员的许可才能出版论文。

但这次会面与以往不同。Miller-Saunders的上司含笑走进办公室，并告知她一项预先通知：新上任的政府将开放科学交流——联邦机构科学家将重获与媒体交流的自由。“这让我如释重负。”她说。而且，目前受到限制的气候变化、臭氧层空洞、毒理学和野生动物保护方面的重要发现，也将能公开讨论。

加拿大科学家对这一进步感到庆幸。鲨鱼研究人员Steve Campana甚至在自己冰岛大学的办公室里手舞足蹈。由于交流限制和其他禁令，Campana离开DFO来到冰岛。

6个月过去了，加拿大政府正不断放松其在沟通上的限制，但在一些机构推进得并没有希望中的快。无论如何，加拿大科学家和政府代表能讨论在之前的条例下如何工作及其带来的影响。一些负责执行禁令的官员也在谈论相关限制如何影响了研究人员的士气和职业生涯。

“对新闻记者和科学家而言，那不是个好时期。对联邦机构的士气和加拿大公民而言，同样有害。”加拿大渥太华大学科技政策分析家Paul Dufour说。

三缄其口

加拿大对政府科学家缄口始于2006年。当时，保守党Stephen Harper刚刚出任该国总理。在为期9年的Harper政府执政期间，加拿大通过刺激发展和增加资源开采等手段优先提振经济。为了加速项目推进，该政府出台了环境条例。当时的新闻记者试图从政府科学家口中获知这些变化的影响，或者环境和气候科学能做什么。但他们遇到了障碍。

在Harper政府上台前的数十年间，记者能直接采访政府研究人员。但忽然所有的采访申请都必须发给政府新闻办公室，然后必须获得层层批准才能进行采访。“媒体或公众试图获得最无害的信息也要经过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冗长过程。”时任DFO公共事务交流官的Diane Lake说。

曾当了12年记者的Lake知道记者需要什么信息撰写新闻。在Harper政府上台前，担任公共事务交流官给了她许多美好回忆，但禁令实施后，她的工作不再是帮助传播科学，而是更多地审查内容。而且，她发现审批过程充满了不透明和武断。

Lake还提到，由于新闻稿需要经过“审批军团”的层层批准，因此“无望”赶上记者截稿时间。对她而言，最荒唐的案例发生在2011年，当时Miller-Saunders和同事在《科学》杂志发表了一篇论文，调查了不列颠哥伦比亚弗雷泽河红大马哈鱼大量死亡的原因。而这一话题敏感的部分原因是一些科学家和环保人士之前曾发现渔业公司可能将疾病传染给野生大马哈鱼。

一些记者与Lake接触，希望采访Miller-Saunders。但由于批准工作一再拖延，Lake和Miller-Saunders不得不再三推迟采访。就在论文发表当天，Lake接到渥太华的通知，要求Miller-Saunders拒绝接受采访。“很明显，记者们异常愤怒。”Lake说。于是记者的稿件更多的是炮轰政府禁令而非大马哈鱼的基因。

而且，希望采访Miller-Saunders的记者被建议与她的合作者联系。虽然不是政府机构人员，但“不幸的是，合作者们也不是基因学家”。而这只是政府科学家被迫沉默的诸多案例之一。“这就像加拿大研究传播领域纵贯了一个铁幕。”Lake说。

环境有毒

并非所有科学家都愿意遵循加拿大的言论监控举措。对这些措施嘲讽不已的资深科学家之一就是Robie Macdonald。作为生物地球化学海洋学家，他于1973年进入DFO，经历了数届政府。

Macdonald提到，在他的职业生涯初期，并没有明确的新闻政策，但科学家也明白，“他们能谈论科学，但不能评论政治”。但Harper政府让“审查过程如此繁重，以致大多数媒体人不愿跟你打交道”。

Macdonald的团队致力于海洋污染研究，由于经常需要鉴定汞的毒副作用和持久有机污染物对野生动物的影响等环境问题，他们会与行政机构发生碰撞。而Harper政府将污染研究移出DFO，毒理学家遭到解雇或转移。当时，Macdonald的污染物研究也被取消，于是他提早退休，并在没有报酬的前提下继续研究。

被迫提早退休的联邦政府科学家还有Ian Stirling。作为加拿大环境和气候变化局生物学领军者，Stirling在1970年就开始研究北极熊。但此类研究遭到Harper政府的审查，原因是科学家发现这种动物对气候变化和海冰减少十分敏感。

Stirling表示，Harper政府的做法让他想起另一个场景。上世纪70年代，他参加的一次会议上也有苏联科学家出席，而这些来访的科学家身边都跟着一个克格勃。令他难以置信的是，加拿大政府也采取相似战术：在2012年召开的国际极地年会议上，加拿大新闻官也与科学家如影随形。

一些官员也表示，现状并没有描述的那么糟。加拿大环保局的一位管理者在接受《自然》杂志采访时表示，媒体使用的“缄默”标签过于夸大了。但他也表示，“有时我们能获得批准，有时不能，但原因并不明晰”。有时甚至一些正面报道也不被许可。他表示，禁令最大的影响是，“双方都停止努力了”。

现在，该官员指出，他办公室里的媒体条例正“或多或少恢复到之前的做法”。如果记者直接接触该机构的科学家，研究人员能够接受采访，但必须事先通知新闻办公室提前准备。与DFO的新指令相比，这措施相对不自由。前者规定，科学家现在能先接受采访，后让新闻官知晓。

政府取缔

现在，一些政府部门正身陷过渡期。《自然》杂志向数个政府部门索要了新闻规定。加拿大公园管理局提供了2006年出版、2012年更新的相关信息。记者也表示与该机构科学家的接触仍有困难。

一些科学家和新闻官还担忧，今后政治风向的转移将让限制性措施回归。“很难说以后不会再发生此类事件。在集权政府中，这时常出现。”Lake说。

即便在最开放的国家，科学家被迫“缄口”也是令人持续关注的话题。美国马萨诸塞州科学家关注联盟（UCS）也调查了前总统乔治·沃克·布什执政期间，美国出现的类似问题。当时政府科学家抱怨自己的数据被更改或遭到禁止，他们也不能与媒体交流。2009年巴拉克·奥巴马上台后，表示终止此类措施，但记者和科学家仍会遇到各种问题。

UCS 该议题首席分析师Gretchen Goldman表示，加拿大从美国的经历中学到的一个事情是，它需要时间让透明性文化根植在那里。另外，许多政府职员仍来自之前的政府，接受的是限制性政策的训练。“实践通常落后于政策。”她说。

加拿大科学家还需要数年时间从大幅经费削减、士气低落和学术交流限制的阴霾中走出来。回顾从前，Macdonald想起了祖母对他说过的话，“建造一个好花园需要10年，但破坏它只要6个月”。（张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