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高技术走入中国生活——

那些年，“863”教会我们的事

■本报记者 甘晓 崔雪芹

今年，距离“863”计划启动整整30年。作为我国高技术的一面旗帜，“863”计划的实施，使我国在生物、航天、信息等高科技领域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由瞄准世界前沿、跟踪起步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时期。

三十年前，以王大珩、陈芳允、杨嘉墀和王淦昌为代表的四位老科学家受到美国“星球大战计划”和欧洲“尤里卡计划”等高技术发展计划的启发，在中国提出了《关于跟踪研究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863”计划的蓝图就此展开。

“863”计划发轫于科学家对国家战略高技术的眼光。作为一个军民结合的科技计划，30年来，“863”计划围绕我国现代化建设需求，为发展我国新的战略性高技术手段和新概念“杀手锏”装备，显著提升国家实力，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

在多名参与军口“863”计划的科学家们看来，该计划带来的不仅是国家科技实力的快速增长，更重要的是教会我们“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科研管理模式和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

久经考验的“老办法”

1987年2月，“863”计划正式实施之初，激光技术成为首批重点发展的高技术领域之一。国家高技术激光专家组随即成立，任务是“跟踪和研究短波长、波长可调、高效率和高质量的强激光技术，把中间成果应用于生产加工及其他技术等方面，带动脉冲功率技术、等离子体技术、新材料及激光光谱学等技术科学的发展”。

30年过去了，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仍然对“863”经历记忆犹新。“一开始，我就参与了论证。”杜祥琬回忆，“当时我才48岁，今年我已经78岁了。”在杜祥琬看来，计划的形成是“科学家的眼光与国家领导人的战略高度相结合的产物”。“邓小平同志当时对‘863’的题词‘发展高技术、实现产业化’到现在也不过时。”杜祥琬表示。

1991年开始，杜祥琬成为继中科院院士陈能宽后激光组的第二任首席科学家，专家组由跨部门的科学家组成。“专家们在一起打破了部门的局限性，在一起主要讲科学问题。”杜祥琬回忆，专家们从总体目标、关键技术、技术路线、如何分工等问题开始研讨，“一切从零开始”。

打破部门界限，由跨部门专家组领导科学研究的具体实施，让“863”计划成为很多科学家心中的美好愿景。

“这样避免了单位利益的局限性，执行时，还能发挥各个部门和单位的行政支撑作用，有利于创新驱动，为今天的科技体制改革树立起良好的范例。”杜祥琬坦言。

30年里，“863”计划的“老办法”经受了时间的考验，为中国科学家在激光领域取得的进展奠定了基础，并取得重大工程技术成就。

与时俱进的“新路子”

载人航天是当今世界最具代表性的科技活动之一。而航天强，则中国强。起源于“863”计划的载人航天工程为我国实现多人多天飞行、出舱活动、自动手动交会对接、拥有载人天地往返运输能力等奠定了基础。今年，天宫二号的发射令人期待。

启动之初，航天技术便是“863”计划七大领域里的第二大领域。如今，“863”计划航天航空领域的项目仍在进行，领域进一步细分成为了新特点。

去年当选中科院院士的韩杰才算得上是新一代的“863”人，承担了航天防热材料的研发任务。最近，韩杰才与国家“863”计划航天航空领域702主题的专家们召开了一次研讨会，凝练出国家在航天航空领域的技术需求。这样的研讨会，韩杰才自2000年参与“863”计划以来，已经参加、组织过多次。

在韩杰才看来，从当年的首席科学家制度，逐渐演变为专家组负责制，“863”计划探索出一条与时俱进的“新路子”。

和“863”计划刚刚启动时不同，“十五”期间，我国科研实力逐渐增强，科研投入不断增加，首席科学家制度无法胜任日益庞大的科研项目的管理。各大领域细分为若干主题，每一个主题下由专家组对科学问题进行集体决策。

“专家组实际上同时发挥了科研项目的管理和监督作用。”韩杰才表示。

2005年，韩杰才开始担任航天航空领域702专家组副组长。多年科研一线的经历，让他感到，专家组负责制的核心，在于如何做好精准、客观地选择合适的人才和团队承担研发任务，以最优的人才资源、科研条件集中力量办大事。

多年来，在该组专家的共同努力下，科学家们攻克了诸多制约我国航天航空发展的关键技术，推动我国航天事业一步一个台阶。

“今天，我们科技体制改革面临资源碎片化的挑战。”韩杰才表示，“‘863’专家组负责制为解决这个问题带来了启示。”

“863”精神永流传

30年里，“863”计划承载了我国几代科学家的梦想与光荣。去年年初，科技部发布《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的方案》，宣布至2017年，“863”计划将退出历史舞台。

在科学家们看来，“863”精神仍然在传承和发扬。

杜祥琬回忆，“863”计划从一开始就提出了“863”精神，包括“公正、献身、求实、创新、协作”十个字。

作为激光技术首席科学家的杜祥琬曾在“863”计划中经历了科研生涯中最艰难的时光。上世纪80年代末，被国际科学界普遍看好的自由电子激光并没有给中国的科研团队带来惊喜。“不出光”的问题让科学实验一度举步维艰。

不过，杜祥琬最终带领研究人员坚持了下来。他还放弃了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副院长的职位，在科研一线岗位上一待就是七年。

而对韩杰才来说，“担当”二字尤为重要。“正是老一辈科学家们对国家使命的担当，才有了‘两弹一星’、载人航天的成绩。”韩杰才表示，“我们要永远铭记自己身上的那份责任感和历史担当。”

在“863”精神的鼓舞下，韩杰才领衔的特殊环境复合材料技术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取得了多项技术突破，连续获得国防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等奖项。

在韩杰才和杜祥琬看来，虽然“863”计划的名称成为了历史，但年轻一代的科学家们仍然会继承“863”的衣钵，在前瞻性、先导性、探索性的重大技术研究和新概念研究上，积极谋取我国高技术竞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