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陆琦

距离全面二孩政策落地已两个月有余。“孕妇建档率比去年同期已明显增加，说明一些家庭已经积极行动起来了。”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在3月8日举行的人大记者会上如是说。

不过，李斌也注意到，在全国符合全面二孩政策的9000多万对夫妇中，仍有不少家庭对生二孩存有顾虑。

怎么解决生育意愿低的问题？人口新政带来的新挑战需要哪些配套措施帮助解决？除了政策调整，解决低生育率的问题还有哪些办法？《中国科学报》记者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相关代表委员。

难以承受的经济与时间成本之重

“年初得知二孩全面放开时，我就跟老公商量想再添一个给四岁的女儿作伴，以后也能相互扶持。但是，多一个孩子，房间、奶粉钱、上学的钱都要准备。想想就不敢生。”就职于上海某外企的陈女士向《中国科学报》记者吐槽，“养大一个孩子在上海大概需要200万元。”

生养孩子成本太高，成了许多家庭放弃二孩的重要原因。

“尤其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后，我们对增加一个孩子很重视。不再是‘多一个孩子多一双筷子’那么简单了。”全国人大代表、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顾海良表示，目前对于独生子女的抚养成本较高，因此对第二个孩子预计的抚养成本也较高。

顾海良表示，人口出生率和经济心理预期非常有关系。在西方国家，国际金融危机这几年，人口出生率就较低；经济好转了，出生率又上升了。“如果年轻父母们的收入预期是比较乐观的，可能对生还是不生的纠结会少一些。”

经济成本之余，时间成本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尤其职场女性，需要时间照顾、抚养、教育孩子，可能会影响她的工作。生育二孩的女性所承担的事业、家庭的责任更大，这确实是一个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副院长孙丰源直言。

为此，孙丰源建议，适当延长妇女生产假期。“我国基础产假为98天，尽管各地新计生条例中都对产假天数有所延长，但考虑职场女性的需求、社会、心理等方面因素，到底产假多长时间合适，值得探讨。”

拖优生优育后腿的医疗资源短板

除了“不敢生”以外，“生不了”也是横亘在不少家庭与二孩梦想之间的一条鸿沟。据统计，全国9000万全面二孩的目标人群中，40岁以上的育龄妇女占50%以上。

“不仅要鼓励生育，还应强调优生优育。”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兰娟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高龄产妇会有一定的风险，因此最好先到优生优育门诊咨询检查，到有经验的妇幼保健医院生产，确保孕妇小孩的安全。

可是，很多待产妈妈还在为医院病床紧张而发愁。以北京市为例，目前全市产科床位约4900张，而据该市卫计委测算，全市符合政策可生育二孩的常住育龄妇女约增加236万人，缺口很大。

对此，李兰娟呼吁，加强妇幼保健医院的建设。“除了公立医院，也可以加强社会办医的妇幼保健医院的建设，并对其加强质量控制，提高其技术水平，以满足更多孕产妇生育的需求。”

随着二孩政策的全面放开，社会对儿科医师的需求量也在不断增长。然而令孙丰源担心的是，目前我国儿科医生和儿童医院明显短缺。据统计，国内医疗机构儿科执业（助理）医师约为11.8万人，每千名0~14岁儿童拥有有0.53名儿科医师，与发达国家存在一定差距（0.85~1.3）。

“这与儿童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存在差距，特别是实行全面二孩政策后，儿科医疗保健需求将更为迫切。”孙丰源说，“只有加强儿科医生的早期培养和储备，才能应付可能到来的社会医疗压力。”

优质教育资源供需矛盾愈发凸显

对于许多“跃跃欲生”的家庭来说，还有一个担忧挥之不去——孩子的教育，尤其是学前教育。

“以前老人退休后帮着子女带孩子很自然，可如今老人的生活理念也在改，有的能帮，有的不能帮，觉得带个孩子挺困难。这也会影响年轻人是否再要一个孩子的决定。”孙丰源说。

准备生二孩的马女士就遇到了这样的难题。“第一个孩子就没人带，好不容易熬到三岁了，又找不到理想的幼儿园。再生一个，恐怕又会遇到相同的问题。”

有人大代表就指出，现有的学前服务严重不足，有可能影响全面二孩政策的贯彻实施。

“学前教育还是质量问题，而质量问题主要是师资问题。我国目前幼儿教育师资非常紧缺。”顾海良说，“现有一些高校相继成立了学前教育系，每年也会有毕业生，但远远不能满足需求。”

马女士还担心：随着全面二孩放开，同龄的孩子数量肯定会增加，自己的孩子能够在激烈的竞争中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吗？

对此，顾海良表示，老百姓对高质量的教育资源的期望值很高，优质教育资源的供求矛盾愈发明显。

“尽管义务教育阶段教育的均等化是一种必然趋势，但现在客观上中小学之间实实在在存在质量差异。”顾海良对未来还是表示乐观，“等这批二孩长大，六年左右时间我国义务教育的均等化基本上能够实现了。随着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这个顾虑也是能够逐渐改变的。”

先配套还是后激励的选择题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5年人口数据让人意外：去年出生人口总量是1655万人，比前年减少32万人。这可以算是单独二孩政策遇冷的一个证据。

“很多家庭好像对全面二孩的反应也不是很强烈。”顾海良告诉记者，“这是世界上一个共同的问题，生活水平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对生育孩子的看法发生了变化，传统的养儿防老的观念淡化了。”

“二孩政策不是单纯的计划生育、不计划或者适当计划这样的概念。”在孙丰源看来，生育率不是想提高就提高的，它跟社会文明、经济发展程度等其他因素密切相关。

从其他国家的实践来看，生育率一旦降低到一定水平，即使采取鼓励生育的措施，也很难有效提升。无论是日本、韩国，还是新加坡等地，都是如此。

“是之后对生育二孩家庭实行相关鼓励性政策，还是先花点钱把学前教育、儿童医疗等公共服务做好一点，这就有个权衡问题。”顾海良说，鼓励政策也是国家财政出钱，类似于公共产品的转移支付，转到生二孩的家庭；反过来，现在生产公共物品来消除家长的后顾之忧，那么政策效应就有了。如果现在公共物品生产不愿投入或者没有适当的投入，政策效应达不到，那么后续还需要其他政策，可能花的钱还更多，受益面却更小。

顾海良认为，整个社会应该为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提供一些配套措施和辅助性工作。“一旦对收入预期、教育资源、医疗条件等持乐观态度，该政策的效应就能显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