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小立

大学文凭本身是有价值的，无论是精神上的，还是物质上的，它的存在至少反映了一段学习的经历、学术训练的过程，或者文化水准提升的标志，但现在看，中国进入文凭贬值时代的速度比预想的要快得多。

客观地说，只要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大学文凭的贬值就不可避免。但这里面仍有一个自贬和它贬的区分。“它贬”是客观的，物以稀为贵，拥有文凭的人多了，自然不再稀奇；“自贬”则是主观的，是主动地促使文凭贬值，如随意扩大规模、任性拔高“校格”，以及为了各种利益，不顾一切地滥发文凭，就属此类。

按理说，文凭发多了，因文凭而攀比的事情会少一点，但实际情况，却不完全是这样。人们正在想出更多的新名称，不断地增加“新鲜感”，从而形成新的攀比。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国内高校产生的“博士后”这个莫明其妙的“新文凭”；对“海归”来说，则出现所谓国外高校的“研究员”这个国内外信息不对称下的怪胎。

问题在于，类似名称上的“创新”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它不仅在文凭上，还在向职称以及其他方面蔓延。

记得八十八年前，白话文运动的旗手胡适曾写过一篇叫《名教》的文章。后来的学者似乎过于政治化地理解这篇文章的内涵。实际上，此文揭示了一个古代中国延续下来的现象，就是重名而轻实。今天的中国社会，在许多方面早已进入了后现代，但是，在重名而轻实的问题上，却还停留在古典时代。

这几年，诸如北京大学毕业生卖猪肉，名牌大学博士改换门庭说相声，硕士生退学开店等等有关大学的现象，常引发正反两种意见的争论。其实，这类事件背后都存在一个文凭贬值的问题。

高等教育“大众化”就意味着各种追求的人都可以进入大学。由于追求不同，传统大学那种在学问上继续深造，在文化素养上持续型塑的理想，就很容易在社会潮流的影响下转变成更为现实的目标：为谋求更好的职业而努力奋斗！文凭因此异变成了一封职业介绍信。

同样是一张纸，传统的文凭与职业介绍信的差别相当明显。前者负载着相当的神圣感和荣誉感；而后者，因为上大学，甚至攻读研究生，都成了从幼儿园到小学，再到中学的这个人生轨迹中必经的一个站点，荣誉感自然淡化，神圣感则既遥远，又陌生，或者根本就不存在了。

人生的“成功”标准当然是多元的，但在时下，它却有一个一元的基础：金钱。大多力挺北大学生卖猪肉一类选择的人都在多元借口下包藏着那个一元的金钱的标准，哪怕是大学里的从业者也一样。因为时下的大学也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认同和追求金钱，只不过是以各种名目来代称而已。这说到底，还是“名教”传统的遗迹。

科研项目即是一个例证。不仅名目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有集中到少数人手里的趋势。所有的项目的大小或者轻重与否又都由经费的多少来定位，各校有关的提成、计分、奖励也都照此办理。这就像多年前大学分住房一样，谁也不会拒绝。只是所有拿到的人都不再连称幸运，而是在心照不宣的同时，以为自己天然具备这个“情商”。

有了金钱这个标准，外加“权”的力量，那么，大学管理只有以公司化的绩效来操作，才显得合理。这个似乎“顺理成章”的过程，身在其中，是很难进行反思的。而没有经过反思的管理机制，只能让大学更加地瞻“钱”（公司化）顾“权”（行政化）。

对大学教师来说，从“神圣感”一下子速降到“职业化”，其职业热情不可能只靠所谓职业精神加以维持或规范。这就是时下大学里，教师工作（包括科研与教学）热情不高的原因之一。

从根本上看，大学文凭的贬值，更影响到尊严。没有了尊严，大学不是缩手缩脚、任人支配和随意宰割，而是相反，即什么事都敢做，什么事都能做。这样下去，大学也很可能徒有其名或者像胡适所说的成了“墙上的符箓”，实际上却是另一个与学术、教育日益疏离的新的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