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年，国际医学科学院组织主席德特烈夫·甘腾教授（Detlev Ganten）将和他太太度过“金婚”之年。50年来，甘腾的太太见证了甘腾从蒂宾根大学硕士生到分子医学顶尖科学家的每一步。

谈到自己的妻子时，甘腾带着含蓄的甜蜜与骄傲：“我太太非常擅长实验室的技术性工作，我希望我能做得像她一样好。没有她的帮助，我不可能写得出那么多论文。”

或许正是感慨于妻子的优异，甘腾一直注重为女科学家鼓与呼。10月初，为了凸显女性的重要地位，作为国际健康峰会主席的甘腾，特意把女性赋权议题放在了峰会的压轴位置。

在德国，为女科学家权益鼓与呼的不只是甘腾。作为欧盟的大国之一，德国近年来逐渐意识到自身在性别平等工作上的不足，女科学家社会地位问题日益受到重视。

德国在欧盟“垫底”

今年诺贝尔医学与生理学奖发布时，甘腾在柏林组织了一场“观奖会”，并邀请 领域的德国知名研究院所负责人参会。遗憾的是，到场的科学家中几乎没有女性。

“在德国，女性科学家被赋予了重要地位，特别是在医药领域，工作人员的性别比例对半，甚至女性人数更多，但是，在教授、所长等领导层仍以男性居多。”甘腾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这是大多数国家都存在的现象，但是从整个欧盟的发展情况来看，德国做得还不尽如人意。今年德国联合科学大会（GWK）的“2016监测报告”指出，德国女性科学家在大学、公立科研机构和企业中的比例，是欧盟中垫底的几个国家之一。

根据2015年的欧盟“她指数”（She Figures）报告，2012年，德国女科学家比例为26.8%，位列欧盟国家倒数第四位，低于欧盟28国平均值33%，远低于拉脱维亚共和国女科学家比例（52.8%）。报告指出，德国虽然在2012年研发投入位列欧盟第二，但女科学家的比例却是最低的。

爱思唯尔统计出的“性别地图”报告对德国女科学家比例也表现得不那么乐观：“在资深科研人员（从发表第一篇论文至今已10年者）里，女性科研人员的占比从2010年至2014年期间数据基本没有发生变化。”

在10月底召开的一次德国联邦议会听证会上，与会专家们不得不承认，近年来德国在科学界性别平等方面取得了成果，但进展缓慢。

“为了让更多女性进入科研界，有必要在日常生活中持续地给予女性鼓励。”联邦议会听证会上，德国哥廷根大学校长吴志学（Ulrike Beisiegel）如是说。

特殊政策支持学术生涯

2015年，在德国索菲娅奖的支持下，中国科学家庄晓莹在汉诺威莱布尼茨大学成立了一支研究团队，着手研发新型纳米复合材料及其在土木工程中的应用。

作为一名女性科学家，庄晓莹对“女科学家需要怎样的支持”有着切身体会。“社会、家庭和工作是一个整体，要解决女科学家社会地位的问题，需要考虑各种因素，除了职业上的支持外，社会支持同样重要。”庄晓莹告诉记者。

为帮助女性科学家节约科研时间，德国不少科研院所设立了托儿所或幼儿园，汉诺威莱布尼茨大学就是其中之一，这让作为母亲的庄晓莹省了不少心。

还有一些由企业或个人支持的基金会，为女性科学家设立社会支持奖项，给优秀的女性科学家个人提供生活上的资金支持。很多德国科研机构在招聘时也会特意强调本机构对女性科学家的鼓励和支持。

“如果女性想生孩子或更多地投入家庭，或者如果他们的丈夫无法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女性的学术生涯很可能会受到影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德国从政策层面做了很多努力。”甘腾说。

例如，德国科学基金联合会资助了名为“双职位”（Dual Career）的战略，要求大学和科研机构协助新进学者的配偶寻找工作。根据德国双职位网络（DCND）统计，德国已经有将近40所大学成立了“双职位服务中心”。

同时，在基金申请方面，德国还放宽了对女性科学家的年龄限制，女科学家如果可以提供相关证明，便可申请年龄上的适度宽限。

要不要保障性配额

然而，并非所有“特别政策”都受到女科学家的欢迎。

2015年3月，继挪威、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等国之后，德国引进了“妇女保障配额”法案。在这项法案的强制约束下，从2016年开始，德国100强或上市公司的非执行董事会中30%的席位必须是女性。

如今，德国正在讨论是否要将这样的保障性配额（Quota）政策拓展到其他社会领域。科学界也在这一问题上争执不下。

“这样的强制办法，有助于打破现下的男权社会网络，让女性在决策层中有更充分的发言权。”甘腾告诉记者。

不过，这样的配额政策似乎并没有讨得一些女性精英的“欢心”，也让一些机构显得被动。

在德国议会听证会上，德国科学基金会（DFG）主席施佩德（Peter Strohschneider）认为，并不需要通过强制性制裁来达到性别平等的政治目的，“性别平等的最终目的是获得最好的科研，而非其他”。

“配额会有损女性尊严，因为人们会将在顶端职位的女性低估为‘象征性的女性’，认为她们仅仅象征着一个统计数据而已。这是一种污名，这种污名是无法用女性自身的优异来抵挡的。”诺奖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穆斯累（Christiane Nüsslein-Volhard）在一篇短文中对配额制度如是批判。

在穆斯累看来，由于配额的存在，女性需要承担更多的压力，而且女性员工还会因此受到声誉上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