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自然》及旗下44个子刊的主编和资深编辑将齐聚上海，出席首次在中国举办的自然科研全球峰会。据介绍，此次峰会之所以选择中国作为举办地，是因为《自然》全球编辑团队希望增加对中国科研人员的了解与互动。

当前，中国作为全球科研界的领先者之一，科研数量与质量都有突出的表现。过去20年，我国科研人员在《自然》及其子刊上发表的高影响力论文有显著增加。1997年，中国作者发表在《自然》上的原创研究论文仅占0.3%，到2015年已升至7.9%。同期，中国科学家发表在《自然》子刊上的论文数量也由0.3%大幅提升至11.9%。

借此之际，《中国科学报》记者对来自《自然》编辑团队的4位主编进行了专访。话题涉及他们对优秀成果的评判标准、对科研评价体系的看法、对中国科研发展现状的评价以及相关学科未来前沿热点等。

Karl Ziemelis

“编辑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惊喜不断，而且是一个持续的学习过程”，从话语中可见Karl Ziemelis对当前工作的热爱。Ziemelis博士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从1992年至今在自然科研期刊任职，现为《自然》物理学领域的主编。在他看来，这份工作可以让人置身于无比广阔且不断变化的科学领域，有机会分享新发现和新发展带来的兴奋，并在将它们传播给更广泛受众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对于《自然》青睐的文章，他表示，他们试图选择那些会“带来重要影响”的论文。这意味着论文解答了（或十分有助于解答）所在领域的某一重大问题，也可以意味着其研究成果具有直接、重大的技术或社会影响，或者其发现明显有望开辟新的、重要的研究方向。“创造性是多数科研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却不是我们选择发表论文的主要原因，我们更感兴趣的是运用这种创造性能够实现什么。”Ziemelis说。

在他看来，《自然》为学术界的读者们带来了丰富的精神食粮，其中包括跨越各种学科的一些最激动人心、最具影响力的成果。尽管如此，他表示在编辑生涯中也会碰到一些学术造假现象。“例如对研究成果的不实陈述，甚至是明目张胆的编造。”Ziemelis说。随着日益强调数据公开、可重复性和报告标准化，这种情况会加以改善，让任何学术造假行为越来越难以藏身。“人们不可忘记，科学的要素之一是信任。如果这份信任因为科学家中的少数‘害群之马’而丧失，那将非常遗憾。”

拜访实验室和研究者是Ziemelis编辑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他所在团队拜访了不少中国的实验室和科学家。“在物理学领域，中国正取得一些非常了不起的科学成果。今年我的团队已经发了好几篇来自中国的优秀论文。”他举例其中包括3月发表的张杨等人的《分子间相干偶极耦合的实空间直接观察》，李本纲等人的《中国排放对全球气候强迫的贡献》等。

“一般而言，科学之美，尤其是物理之美，在于其并非静止不动。科学景致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变化，新的领域不断开启，新的发现不断涌现，这要求我们对长久以来曾被视为神圣而不可违的想法和概念进行重要的再思考。”Ziemelis说。就当下而言，他十分兴奋于近期引力波探测展现的研究前景以及“新视野号”探测器飞越冥王星发回的令人着迷的发现。

他认为，未来五年中，行星科学领域或会有重大发展。“过去几十年来，我们对太阳系行星的认识取得了令人震惊的进展，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外行星领域（绕其它恒星运行的行星体），未来几年我们应将可以看到更多谜底解开：它们的大气层有什么组成？它们表面能否存在液态水？外星生命的可能性有多大？”

Andrea Taroni

“在投身科研之前，我想成为一名足球运动员和摇滚明星，当我意识到科研是一项超越所有其他人类互动限制的国际性事业时，我才真正投身其中。”Andrea Taroni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他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物理系，主要研究领域是统计物理学和凝聚态物理，曾先后担任《自然—通讯》《自然—材料》编辑，现为《自然—物理》主编。“其实身为编辑，最好的事情是与世界各地的杰出科学家经常保持联系，尤其是当你发现一群自己从未听过的研究人员完成了一项卓越的研究工作。”

“我们会着重访问科研投入呈上升趋势的国家，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关注中国等国家的科研发展情况，尤其是中国的物理学发展得越来越好。”Taroni举例说，中国的材料学有着为人称道的悠久传统，该领域开展的一些研究基本上是世界上最好的，中国的材料科学家也堪称世界一流。诸如“熊猫计划”（Panda X暗物质探测计划）等较大型合作项目也十分引人瞩目。“中国物理学有很强的实力。”他补充说。

现在物理学从空间物理到粒子物理有很多火热的前沿热点，人们在许多领域都取得了令人振奋的进展。“引力波发现之后让人感觉引力波天文学的时代即将开启。对暗物质的探测则依然是一项持续的挑战。但我认为材料科学和凝聚态物理将继续是培育具有深远技术影响力的深层科学发现的沃土。”Taroni认为，当前最令人兴奋的是大步向前迈进的量子材料领域。

此外，他表示，当前单以论文在何处发表来评价科学家是一个普遍问题，《自然》已明确表示这不是一种好的做法。“重要的是看科学家对每项研究的贡献，甚至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更长一段时间的科研表现。一个健康的评价系统应当考虑单个科学家在科研上所投入的时间长短及其整体科研工作。”Taroni说，其他的才能如教学成绩及科普活动也应考虑在内。

Francesca Cesari

2007年阅读《自然》时，Francesca Cesari偶然看到NatureJobs上招聘《自然》干细胞方向代理编辑的广告。“我希望试一试，结果面试结束后我想‘哇，这就是我想做的’。” 她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回忆说。Cesari在德国图宾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现为《自然》生物科学主编。她表示，发现那些“发光的金子”并帮助它们发表是编辑的主要任务之一。

Cesari曾拜访过一些中国的实验室和科学家，她表示这些访问给她提供了机会与研究者见面，更详细地了解新兴研究，进一步理解中国科研人员面临的挑战。“中国科研尤其令我感到振奋，因为它雄心勃勃并有规模地对生物学众多领域的大量重要问题展开研究，这对促进科学认知和科学整体发展都有重要的贡献。”她说。

Cesari表示，新技术的发展及其在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中的应用带来了许多重大发现，临床和转化研究也促使产生重要的新发现，比如对微生物组对健康和疾病的影响产生的新认识。关于未来生物学领域的发展，她认为跨学科领域将大有作为，它们将引导科学向许多精彩的新方向。

对于将发表期刊影响因子作为衡量科研成果价值的因素，Cesari表示，《自然》旨在通过快速发表各学科的重大科研进展来服务科学家，不会受到影响因子的驱使。“我们不会基于可能的引用量来选择论文，即使我们想这么做，也无法预测到引用量。”她说，“我们总是热衷并专注发现那些对科研界普遍具有吸引力的非凡科学成果。”

她表示，虽然评价体系各有不同，但评价科研人员应当根据其科研工作的质量，而不是简单地基于论文发表在何处。“我们发表的所有研究都提供了一系列文章层面的衡量标准，包括不同来源的引用信息、网页访问量及非传统的衡量标准，希望能对此有所帮助。”她说，此外科研人员为科研界所做的大量贡献如教学、评审及科普工作等也非常重要，应当在评估中予以考虑。

Stuart Cantrill

“一些研究者觉得我们的工作就是到处拒稿，难得才有一篇论文成为‘漏网之鱼’被发表，但我们其实对发表的许多优秀论文都非常兴奋，论文最终见刊时，我们和作者一样高兴。”《自然—化学》主编Stuart Cantrill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他博士毕业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主要研究领域是超分子化学、有机化学和互锁分子，从2006年开始在自然科研期刊任职，曾担任《自然—纳米技术》高级编辑。

他表示，《自然—化学》所寻找的文章需要能带来新的、根本性的真知灼见或实践机会，是整个化学界所广泛感兴趣的、有实际用途的。“我对基础化学最有兴趣。但目前这个领域很难看到重大的进展（或许100年来都没什么进展），但新的或是不常见的分子拓扑构形、分子键和分子结构就是让我振奋的东西。如果这些新发现正好有用，那很好，但有用不应该是研究的驱动力。”Cantrill说，“就个人而言，我喜欢的论文不一定非要抱着实践应用的目的，而是能够加深我们对一些化学基本原理的根本性理解，比如结构和化学键等。”

他表示，该刊对跨学科研究感兴趣，但关注点还是要回到化学本身：即该研究的化学部分是否新颖、重要和有趣。重大进展往往来自创新，而非优化。真正有创造性的研究需要科学家去挑战成规，提出既与众不同又启发他人的想法。

此次中国之行，Cantrill受邀到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所访问并作了化学研究讲座。他对中国化学研究的印象是既有强项，也有不足。中国在材料化学和纳米技术方面的科研实力尤其强大，特别是在应用领域。他认为，中国化学科研产出质量明显处于上升轨道，取得重大科学突破潜力巨大。“现在中国当然有非常有影响力的化学家，但预计未来十年还会有更多。”

“化学支撑着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人类社会面临的许多问题都有可能在化学中找到答案。化学通常不会突飞猛进，但自18、19世纪从炼金术的阴影中走出后，就一直在稳步前进。”Cantrill说，“关于化学，有很多东西尚待发现，许多重要进展尚待实现。我希望这个学科在基础和应用两方面都继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