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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期刊是怎样炼成的? |
专家指出中国自产期刊发力尚须内外兼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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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见习记者 李晨阳
中国的科技学术期刊如何发展,怎样提升自身影响力和竞争力?这是个讨论已久的问题。今年7月中外科学家的“外尔费米子”之争,让科研人员再次认识到,我国拥有自己的高水平学术期刊是何等重要。
为探讨我国学术期刊的发展现状,并寻求对策,近日,由中科院学部“中国科技类学术期刊发展战略研究”项目组主办的“两刊”编委座谈会在京召开。包括朱作言院士、郑永飞院士在内的“两刊”——《中国科学》和《科学通报》编委、国际出版机构代表及国内科技期刊专家70余人出席了此次会议。
好文章都出国了
中国科学院院士、项目组负责人、“两刊”总主编朱作言在致辞中指出,尽管近年来我国在科研领域有了长足进步,但作为科研成果主要载体的学术期刊却成为制约性的“短板”。
长期以来,中国科研的处境一直被形容为“两头在外”:仪器买进来,文章发出去。“两头在外,则受制于人。”朱作言说,“在这种情况下,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建设科技强国谈何容易。”
“两刊”编委会秘书长、科学出版社副总经理彭斌说:“好文章都‘出国’了。”在数据统计基础上,他发现,中国科学家不仅普遍将最好的科研成果投到国外期刊,并且更重视对国外高水平期刊的引用。这种倾向性甚至引发了一些“怪象”,比如部分学者对国内期刊的工作“视而不见”,却刻意引用国外文献等。
专家认为,国内优秀学术论文大量流向国外,一方面有现行科研评价体系过分推崇影响因子的缘故;另一方面,国内期刊本身在刊物质量、运作模式及传播平台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
“时不我待。”中科院院士、项目工作组组长、《中国科学》地球科学辑主编郑永飞说,“学术期刊是一个国家争夺科技创新话语权和知识产权的主要平台。我国政府提出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学术期刊是科技成果的重要载体,担负着知识传播的重要使命,办好自有学术期刊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把办好学术期刊放在国家科技发展的显要位置。”
两种“负责制”的不同
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系统科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
辑副主编张纪峰直言,不仅要指出我国学术期刊的不足,更要探讨一些“编委会上能直接解决的问题”。
张纪峰将常见的期刊审稿模式大致分为“编委会负责制”和“编辑部负责制”两种。前者是指主编将稿件分给编委,由编委全权负责稿件的审理,而编辑部几乎不参与这一过程。在这种模式下,主编不仅要从初筛到终审全程督导,还要在编委遇到困难时予以帮助。定期召开编委会期间,每位编委都要介绍所负责稿件的处理情况。
在张纪峰看来,编委会负责制下的主编和编委尽管工作强度很高、压力较大,但也更加积极、注重效率。当然,这种模式也存在过分依赖主编个人能力的问题。
相比之下,国内许多期刊采用的编辑部负责制,由于编辑部承担了主要工作而编委的参与度大大减少,导致出现一些弊端,如编委缺乏与作者的直接互动、主编监督缺位引发不必要的拖延等。
张纪峰指出,国内外的办刊模式正逐渐走向多样化,上述两种模式也在互相借鉴和融合。不论采用何种模式,重要的是刊物应加强对编委的帮助和指导,提高并保护编委的责任感与荣誉感。
服务作者才能吸引优秀稿件
都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要把中国的学术期刊办好,还须借鉴国际同行的实践经验。会上,《自然》杂志执行主编Nick Campbell着重介绍了开放获取举措给刊物带来的正面反馈。
细胞出版社中国及亚太地区顾问杨晓虹则提出,优秀稿件是期刊的生命。而要吸引最好的研究成果,就要树立以作者为中心的办刊意识,为作者提供优良的服务。
杨晓虹指出,编辑与作者之间不是裁判和运动员的关系。即便在拒稿的情况下,刊物也会给作者足够的修改机会。“拒稿很简单,难的是帮助作者达到期刊的要求。”她说,“不管论文最终能否发表,我们希望这个过程对科学家下一步的研究工作有所帮助。”
郑永飞则呼吁,主管部门、科技界和出版界共同关注中国学术期刊的发展,以实际行动为中国科技类学术期刊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中国科学报》 (2015-09-02 第1版 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