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博拉之后的时代将和疫情发生前的时代大为不同。

公共卫生专家担心，致使5000万人死亡的1918年流感大流行会再次发生。

图片来源：National Museum of Health and Medicine

如果去年曾有一刻让公共卫生专家屏住呼吸，那么一定是7月一名感染了埃博拉病毒的利比里亚人逃到尼日利亚首都拉各斯之时。埃博拉已在西非贫困国家蔓延并且失控，致使一半的感染者死亡。此时，一名有呕吐症状的男性将埃博拉病毒径直带往非洲最大城市的核心——有2100名居民，其中很多生活在贫民窟中。专家们对病毒可能“闯进”该城市并且继续扩散的前景恐慌不已，因为当时拉各斯是一个国际旅游中心。

“世界上任何人最不想听到的就是‘埃博拉’和‘拉各斯’这两个词出现在同一个句子里。”当时，美国驻尼日利亚总领事Jeffrey Hawkins如是说。

最终，大难临头的一幕并未上演。由于尼日利亚是消灭脊髓灰质炎的全球行动的焦点，因此它拥有病毒学实验室等体面的基础设施和流行病学家，以及开展大型公共教育活动的能力。政府当局迅速改变了这一“工具箱”的用途以应对埃博拉，疫情则被控制在全部仅有的20个病例范围内。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感染埃博拉的人数从高峰期的每周上百例降至二三十例。不过，仍未消退的是担忧，即未来某个时候，全球将面临比埃博拉更容易在人群中传播的致死性疾病的暴发，并且由此导致比在西非更加可怕的流行性疾病出现。

如何检测到威胁

像被认为源自蝙蝠的非典型性肺炎（SARS）一样，大多数未来的传染性疾病将来自动物；约四分之三的新发人类疾病也将以这种方式出现。科学家怀疑，目前的埃博拉疫情源于病毒从果蝠传播到在几内亚南部森林覆盖区域玩耍的两岁男孩身上。2012年出现的一种病毒性疾病——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可能是由骆驼传播的。与此同时，就在上个月，研究人员报告称，德国3名死于脑炎的松鼠饲养员是由松鼠携带的新型博尔纳病毒致死的。

研究人员的确掌握了一些指导其搜寻威胁的线索。他们知道，诸如地形、气候、文化等因素能帮助确认疾病出现的热点地区，其中大多数疾病发生在较低纬度地区。与此同时，一个主要推手明显是动物和人类之间的接触。一个由科学家组成、总部位于纽约的国际网络——生态健康联盟和美国国际开发署所属新兴流行病威胁项目正在从全球热点地区的动物和人类身上采集病毒，并且试图梳理出农业、贸易、森林砍伐、狩猎和对丛林肉的消费如何影响疾病的发生。

位于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市的杜兰大学病毒学家Robert Garry介绍说，此类项目已促成包括沙状病毒、白蛉病毒、冠状病毒和杆状病毒在内的上百种病毒的发现，并且有可能在将来收获更多病毒。不过，即使研究人员的确发现了新病毒，也很难辨别出哪些病毒可能造成主要威胁。几乎没有人曾预想到，近年来全球最大规模的流行性疾病艾滋病是由一个此前并未同大型传染性疾病联系起来的病毒家族成员——逆转录病毒引起的。

研究人员知道，更多工作可以并且应当被完成。一项最重要的任务是建立当一群人突然患上严重疾病时能迅速分析正在发生什么的本地医疗和研究系统。在较为贫困国家通常并不发达的此类系统，需要由微生物学家、流行病学家和临床专家组成的训练有素的本土力量，以及能测试一系列疾病临床样本的诊断实验室。曾帮助在越南建立此类系统的英国生物医学慈善机构——惠康基金会主席Jeremy Farrar表示，每年只需要1200万美元，这些便能在低收入国家得到执行。

如何应对

在那一时刻，全球必须快速作出响应。对于埃博拉来说，却并未如此。最初的疫情出现在2013年12月，但直到2014年3月，埃博拉才被确认为起因。此时，疫情已经扩散。人道主义组织——无国界医生（MSF）发出的早期预警被忽视，同时国际响应直到9月才加快速度。“埃博拉失控是因为缺少政治领导、决心和责任，而非不充分的资助、早期预警系统、协调或医疗技术。”MSF国际主席Joanne Liu说。

目前，政府和国际组织正在考虑阻止下一场严重疫情成为流行病的大量提议。它们包括增加对中低收入国家疫情监控和应对的财政支持，以及改革因对埃博拉反应迟缓而备受指责的世界卫生组织（WHO）。一个想法是在WHO内部创建应急准备和响应中心，它具有自主性，以避免该机构声名狼藉的政治化和官僚主义。该中心将和联合国其他机构、世界银行、慈善组织、非政府机构和业界建立联系。它将建立能被快速部署到一场疫情中的国际后备力量，并且能召集通常需要快速运送大量医疗设备到所需地区的飞机和直升机。

与此同时，世界银行、WHO和其他组织正在研究建立严重疫情暴发时能将应急资助快速送达的流行病应急机构，以负担WHO、各国政府和其他机构需要的开支。

现在的问题是这些宏伟的计划是否将变成现实。很多人曾希望，这些计划和其他旨在增强疫情防范与响应的举措，会在6月于德国举行的G7工业化国家峰会上获得坚定的承诺。然而，尽管峰会传递出支持性的话语，但并未作出具体的决定。这使得位于瑞士日内瓦的MSF“病者有其药运动”总干事Manica Balasegaram深感失望。“我们需要摆在台面上的资金，需要政治承诺和资助。”

不过，Farrar表示，高层次的政治关注是一种好迹象。他注意到，G7此前发起过大规模公共卫生行动，比如在2002年帮助创建耗资几十亿美元的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和疟疾基金。今年从G7那儿传出的讯息“可被视为设置了基调和方向”。Farrar认为，关键在于随后能从这些讯息中产生什么。

如何获得疫苗和药物

即使全球对正在暴发的疫情作出快速响应，也必须要拥有有效的工具进行部署。疫苗本可以阻止埃博拉的扩散，但当时唯一可用的疫苗还未在人类身上测试过。同样，药物也停留在试验阶段。在这场疫情和其他疫情中，医护人员通常不得不依赖古老的公共卫生措施，比如隔离、化学消毒，并且鼓励洗手——虽然必需，但通常并不足够。

如果一场最坏情况下的流行病在明天来袭，脚本或许是相同的。在公共卫生官员看来，问题的解决之道在于如何开展全球药物和疫苗研发。这一过程在很大程度上由积极治疗那些能付得起钱的人（患有发达世界疾病的发达国家居民）而不是解决最紧迫的全球卫生需求（在发展中国家通常是传染性疾病）的大型制药公司负责。

Balasegaram说，能有针对埃博拉的候选疫苗和药物，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生防方面的开支，而非出于对全球卫生的关心。对于很多其他流行病威胁以及从SARS到登革热在内的被忽视疾病来说，有效药物和疫苗即使有也很少。这使得全球在几乎所有最有可能引发下一场流行病的病原体面前毫无防御能力。

埃博拉之后，“确实存在改变这一现状的机会。”致力于诸如利什曼病等长期被忽视疾病的非营利性机构——“被忽略疾病药物研发计划”发言人Jean-Francois Alesandrini认为。

美国国家过敏症与传染病研究所流行性疾病专家David Morens说，这场西非疫情成为全球如何防备一场严重的流行性疾病方面的“力挽狂澜者”。他希望，埃博拉之后的时代将和疫情发生前的时代大为不同。（宗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