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勤华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能源政策，比之更宏观的为能源战略，短者10年长者20~30年或更长时间里，能源战略都会根据国内外政治经济情况进行调整，对本国能源发展作出方向、目的、重点、原则等的设计。

战略通过较为微观的能源政策得以实施，配合相应的能源机制。没有一个国家的能源战略和能源政策是完美和亘古不变的，都会不断进行调整，小的调整叫改革，大的调整叫革命。道理就如生产关系需不断调整以匹配发展了的生产力一样。而能源战略的制订与能源政策的实施，其成败关键在于人，需要大量的能源人才。

四类能源人才

中国的能源战略与能源政策一直也在根据现实需求不断调整着，从建国以来的追求能源自主，到改革开发支持经济快速增长的保供应，再到适应全球能源形势变革提出的能源生产与消费革命。中国的能源发展解决了13亿人口的能源需求，电力贫困也正被尽可能地有效消除，这与老一辈能源人的不懈努力是分不开的。新一代能源人又正在使中国的能源政策更为绿色、发展更为永续。

能源人才分为四类。第一类为“研发者”，如太阳能薄膜、农业温室用能、新能源汽车的电池等科研技术开发者，他们的发明有时会改变整个人类文明，因为“科学是第一生产力”。第二类为“管理者”，他们对能源各类品种、各个环节了如指掌，规范着一个国家或者地区乃至全球的能源发展，既是政策的制定者也是行业的管理者。第三类是“研究者”，他们本着自己的研究爱好，依靠各自擅长的专业背景和专业研究方法，对在能源发展中产生的各类如政治、经济、商业、贸易、金融等问题进行细致深入的分析。如公共政策专业的能源研究者们，就会对整个能源机制下能源政策的绩效和评估会更感兴趣；又如对国际政治专业的能源研究者们，会对一国能源发展对该国对外政策的影响，以及对该国与其他国家关系的影响孜孜不倦。第四类是“行业者”，他们活跃在各类能源企业，既为企业规划发展战略，也为行业发展献计献策。

能源人才日趋复合型

21世纪是中国必须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为适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维护国家的能源安全和经济安全，无论是能源战略的制定与能源政策的实施，还是能源体制的改革，都需要更多更优的能源人才。同时，我国能源国际合作的频度和效率大幅提升，对能源国际化人才的数量和质量也有了更高的要求。总而言之，随着能源事业的蓬勃发展，对能源人才的需求正在扩大，对能源人才的要求更趋复合型。

不同类型的能源人才，要求各不相同。比如，能源国际化人才应该能适应国际能源管理体制机制的变迁，统筹协调能源资源国际合作，开创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能源国际合作新局面；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已被列入国际社会的重要议程，各国围绕2012年后的温室气体减排、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展开了新一轮的角力，中国为此面临着巨大压力。为妥善应对挑战与化解压力，为我国在“后京都议定书”时代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为我国的工业化进程稳步推进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急需低碳能源的技术研发人才。

现代石油工业发展积累了西方发达国家基于其石油实践而产生的经验性梳理与判断，并以此构建了西方能源理论的研究基础。但是迄今为止，尚没有对中国已经游弋几十年的实践的总结，或者说西方理论无法准确反映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能源实践。

因此，无论是在西方已有理论指导下的能源实践，还是构建基于自身能源实践的中国人自己的能源理论体系，这些工作都得靠中国人自己来做。这就需要足够的能源复合型人才，而能源复合型人才的出现，需要改革现有的能源人才的培养机制，首先必须先从课程上打破专业的限制，做到知识的互通有无，以及边学边用。我们目前正在尝试实践这样一种教学理念。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能源与环境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