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甘晓

“一个东方大国，竟连一个科学院院士都选不出来！”这是时任中科院副院长的吴有训在1960年遇到的尴尬。

当时，院士制尚未在新中国实行，承担院士职责的科学家还被称作“学部委员”。直到1993年10月，国务院第十一次常务会议才决定，将中科院学部委员改称中科院院士。院士制度的建立，走过了几十年的风雨。

从中科院学部委员到院士，称谓的转变，是院士制度逐渐走向荣誉的见证。

访苏后的收获

在1960年访英时，遇到那样的尴尬事，的确出乎吴有训的意料。就在英国皇家学会纪念会前一天，会务主持突然通知中国代表团：“明天的大会，只有各国科学院正式院士才有资格参加，请各国与会院士明日穿戴好本国科学院的院士礼服和冠冕，以便识别，否则，会场警卫将拒绝其入场。”

听完通知，几名中国代表面面相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中国科学院没有实行院士制，更没有院士礼服，要是按照英国人的规矩，中国代表团全都不能入场！

“一个东方大国，建国十多年了，竟连一个科学院院士都选不出来，这确实是一个无法向世界说明的问题。”吴有训心里想。

略一沉思，吴有训对英国人说：“被你们称为院士的那个名词，在我们中国叫‘学部委员’，我们将身着通用礼服入场。”第二天，中国“院士”们身着中山装昂首挺胸地走进了会场。

吴有训的这次经历让科技界人士再次陷入是用院士制还是用学部委员制的思考中。实际上，这个问题从中科院建院之初就在争论。

1953年2月，钱三强和另外25名中科院科学家乘火车赴西伯利亚，实地学习苏联如何组织和领导科研工作。

“苏联科学院院长涅斯米扬诺夫和很多年老的、白发苍苍的在科学上有着卓越成就的院士们，冒着严寒到车站接我们。”钱三强在其回忆录中这样写道。这样的场景，让钱三强对“院士”这个称号有了格外的尊敬。

苏联科学院是访苏代表团拜访的主要机构之一。钱三强看到，院士制度对苏联科学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几个月的访问里，代表团成员都切身感受到，在苏联，政府和人民都对“院士”这享有最高学术称号的科学家极为尊重。

回国后，钱三强便在中科院院务常务会议上总结道，苏联科学院在短短30年间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经验，就在于院士制度“培养起健康的学术风气”。

此次访苏也让当时的中科院党组书记张稼夫觉得，在科学组织机构上，向苏联学习，或能尽快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

不过，张稼夫和许多科学界人士也在担心，国际上通行的“院士”必须具有极高的学术造诣，而在当时中国的科技发展水平下选聘“院士”，显得不够严肃。

于是，张稼夫在向中央的工作报告中提出，在目前情况下，成立院士制度或全院性的学术委员会“尚有困难”。由此，中科院在学习苏联的基础上，决定以学部委员制度代替院士制度，作为一种过渡性措施。学部委员主要是一种工作称号，虽然有一定的荣誉性，但更需要他们承担中科院乃至全国科学技术的学术领导工作。

1954年，学部开始筹备学部委员人选。当时，中科院决定，由专家推举产生首届学部委员。当时的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向全国各部门科技专家发出645封信函。信中这样描述学部委员的主要标准：“首先应该把学术上的成就作为主要依据，其次也要考虑在推动我国科学事业方面的作用。”另外，“忠于人民事业”也曾是首届学部委员人选的标准。

参照上述标准，通过与有关省市党委和产业部门的领导不断协商，再经国务院审批，中科院于1955年5月底确定了233位学部委员的名单，最后在首届学部大会上正式公布。毋庸置疑，首届学部委员标准的制定和执行，为树立院士荣誉性称号奠定了基础。

没有“院士”不成科学院

1954年10月13日，郭沫若设宴欢迎了一名特殊的外国客人。苏联土壤学家柯夫达被聘请为中科院的苏联总顾问。

柯夫达直言不讳地告诉郭沫若：“没有院士，是不能称其为科学院的，只是各个研究所的联合行政组织。”

话虽刺耳，却引发了郭沫若的深思。郭沫若很快被柯夫达说服，当这个观点传到分管中科院工作的副总理陈毅那里时，陈毅也被说服了。

郭沫若成了尽快建立院士制度的坚决呼吁者。1955年6月1日，郭沫若在学部成立大会的开幕词中曾说：“学部的成立为中国科学院进一步建立院士制度准备了条件。”第二天上午，郭沫若又再次强调：“发扬科学民主最好的形式，就是院士制度。”

在首届学部大会闭幕的第二天，中科院召开学部联席会议。陈毅也与郭沫若一样，“默契”地提到了“要搞院士制度”。

对院士制度的支持，让中科院越来越看重院士称号的荣誉性质。学部委员人选的学术标准也越来越高。1956年5月，学部委员进行了一次增聘，历时约1年。史料显示，这次增聘主要考虑人选的学术水平，淡化了政治标准。

1957年5月，中科院学部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预备会召开后当晚，在各学部的会议上，吴有训说：“这次政府把权交下来，让科学家自己决定，发扬民主。”物理学家马大猷也提出：“人选应完全从学术成就考虑，不必讲人选做官的历史。”

同时，此次选聘还贯彻了“宁缺毋滥”原则，最终从120多人中选出21人。

这样的改进反映了中科院乃至中国学术界的新气象。在科技史专家看来，经过1957年的这次增聘，学部委员虽然名义上还是工作职称，但在性质上已经开始向具有学术荣誉性的院士称号演变。

“千万不要把院士制度否定了”

经过了长达20多年的政治运动风浪，学部委员增聘直到“文革”十年浩劫后才喘过气来。就在一系列严格的规定和调整下，1981年3月，中科院历史上第一次通过较为严密的制度化民主遴选程序，自主选举学部委员283名。

与前两次增聘相比，这次增补在强调成就、贡献和学术水平的同时，更淡化了人选的政治标准，提高了人选产生的程序化和民主化程度，使学部委员的性质向院士称号更近了一步。

1979年，出任社科院首任院长的胡乔木也主张建立院士制度。1年后，在胡乔木和时任中科院院长、国家科委主任方毅的推动下，中科院、社科院和国家科委联合进行了院士制度筹备工作。钱三强负责草拟的《关于设置科学院院士制度的建议》提出，院士制度与学部委员制度并行，院士没有任期限制，而学部委员有任期。

1981年5月11日，中科院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召开，又一次对“院士问题”进行了讨论。会议上，苏步青提出：“我国应该有院士制，院士应有点权威，有一定工作，可以兼任学部委员，与学部的工作结合起来。”陈宗基也说：“应当搞院士制，这是国家的荣誉问题。”

而刘恢先则反对他们的意见，提出：“在实行学部委员制度的同时，又实行院士制度，在国际上是没有先例的，这么做等于把现在学部委员的身份降低了。”李国平也批评：“院士制度是在降低学部委员学术水平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对学部委员不礼貌的表现。”

会议闭幕前一天，方毅、副院长李昌突然收到了已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乔木的亲笔信。这封信提出：“希望学部会议千万不要把院士制度否定了，无论如何不能由学部委员代替。”

然而，这封信还是没有促使中科院加快决断“院士问题”。由于学部委员之间对“院士问题”争论不休，院士制度再次被搁浅，学部委员称谓仍继续沿用。

1988年3月，胡克实等41名人大代表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建议建立院士制度。11月8日，这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该提案，认为“目前世界上苏、英、美、法、日、印度等国家都实行院士制度，大多已有百余年历史”“在我国实行院士制度，对于推动全民族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具有重要意义”。这才终于促使中科院把建立院士制度提上议程。

与此同时，增选工作也在继续。1990年，已从中科院副院长职位退下来的钱三强以“科技界一个老兵的名义”，建议恢复增选学部委员，使学部委员年轻化。在更严格的“差额选举”下，新一批学部委员在“得票数不少于三分之二”的规定中产生，共59名，为学部委员最后过渡到院士进一步增加了筹码。

最终，1993年，在筹备中国工程院的过程中，科学家明确提出：“从目前我国科技实力和对外影响方面情况看，学部委员改称院士，条件已经成熟，时机是有利的，而且这也是长期以来全国科技界的普遍呼声。”

1993年10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中科院学部委员改称中科院院士。1994年1月，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议批准了这一决定。同月，中科院也随即向全体学部委员发出通知，学部委员到院士的过渡终于完成。

1994年6月3日至8日，由学部委员会大会改称的中科院第七次院士大会举行，标志着中科院院士制度的建立。此后，学部作为国家最高咨询机构的定位、每两年召开一次的院士大会是中科院学部的最高组织形式等制度一直延续至今。

从学部委员到院士，一个称谓的变化不仅意味着荣誉的最终回归，也标志着科学家与国家科技发展同呼吸共命运的不可分割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