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它把大批来自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所（以下简称青藏所）的科研工作者送到了边疆。五湖四海的年轻人汇聚在北京一隅，奔向同一个地方——青藏高原。从此他们踏遍高山、长路，尝尽青稞、酥油茶。

高海拔注定了路的艰辛、工作的艰苦。高质量的科研成果背后，是一段又一段无法言说的经历书写的青春；青春背后，是千万个不知如何熬过的漫漫长夜。“五四”青年节之际，记者走近他们，听他们讲述在青藏高原的科研人生，解答他们为何在风华正茂时，选择与高原为伍。

高原反应

人说，高原反应因人而异，上高原前，很难预知。身体弱者未必反应大，体魄健壮者未必无反应。大多数人经3~10天后症状逐渐消失；少数人几乎无明显反应或具有强烈高原反应。

梁尔源，男，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所研究员，主要从事青藏高原树轮生态学与气候学研究。

他就是典型高原反应强烈的一类人。

梁尔源第一次去西藏时，刚走到海拔2960多米的青海省乌兰县，就开始产生高原反应，到了沱沱河吐得一塌糊涂。难怪青藏高原上会流传着这样的民谚：上了昆仑山，进了鬼门关；到了沱沱河，不知死和活。

高原反应来势汹汹，梁尔源连着3天没有吃下任何东西。但他依然咬牙坚持，因为这是自己第一次出野外，一旦后退，可能将来再也没有机会回来了。在强大而神秘的精神力量支撑下，梁尔源终于慢慢适应了高原缺氧环境。

在青藏所，科研工作者从事研究的学科方向不同，一年中待在西藏的时间差异很大。梁尔源一般一年在青藏高原开展1~3个月的野外考察，所以除了青藏所工会组织的一年一次的集体体检，梁尔源并不会刻意做额外检查。因为他觉得科考的时间不足以对身体产生严重影响。

而王忠彦——青藏所培养的博士，博士后在读，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所珠峰站（以下简称珠峰站）业务副站长，一年中在珠峰站（海拔4700米）的时间超过6个月。他似乎对身体有些担心。因为在西藏服役的军人士官，一般服役5~8年，基本上100%患有高原病。王忠彦不知道，自己在北京的时间，对缺氧环境造成的身体负荷，尤其是对心脏造成的损伤恢复，是否有帮助。“高原造成的伤害，要长期才能看出来。”王忠彦说，高原反应作为自然的生理反应，“上去几次都一样。”

缺氧有多难受，他给记者打了个比方，就像戴着五层口罩在北京跑马拉松。更要命的是头疼。反应强的人，脑袋像是要炸开了一般。

王忠彦每次回北京都会醉氧（由于人的机体刚刚适应高原地区低氧环境，重新进入氧气含量相对高的地区，就会再次发生不适应），俗称“低原反应”，大部分长期在西藏工作的人都会有这样的反应。醉氧的表现因人而异，嗜睡是较为普遍的症状。

在这群科学家心里，对抗高原反应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坚持。熬过最初的适应期，痛苦就会慢慢减轻，若稍有不适立即吸氧，就再也进不了西藏了。

没有生活，只是生存

事实上，青藏高原所的科研工作并不局限在西藏，而是包括了青海、甘肃、川西、云南、新疆南部、尼泊尔、巴基斯坦等整个青藏高原周边被称作世界第三极的区域。科学家们面对的生理挑战不仅仅是高原反应，还有因卫生条件落后而带来的种种不便。

有一次，梁尔源带着学生去尼泊尔西部（尼泊尔最贫穷的地区）山区考察，因没有旅馆，便和学生一起借住在当地老乡家中，离开时竟然长了虱子。

还有一次，梁尔源因在尼泊尔街头吃了一块西瓜而拉肚子，一把把吃黄连素，都不见效，差点误了行程。最后，一位中国餐馆的老板给他吃了一些氟哌酸才好。

在西藏出野外时，如果科考团队人数达到一定规模，可以带上厨师，那么每餐都能吃到“老三样”——土豆、胡萝卜和洋葱。最艰苦的情况是，结伴去无人区的人数不够多或独自出行，就得吃上一个月的方便面。他们一般会带上巧克力、萨琪玛等体积小、热量高并且重量轻的小零食来补充能量。“不能总吃干馒头，因为连着吃上几天，嘴巴就开始起泡，再过几天就会慢慢溃烂。有时还会牙床肿痛，严重掉发。” 梁尔源如是说。

高晶是青藏所的副研究员，从事水体稳定同位素现代过程和冰芯记录方向研究。记者见到她时，她戴着流行的黑框眼镜，皮肤白皙，直发发尾微微内扣，藏蓝色的毛衣，领子带着木耳边，外搭一件驼色外套，一副标准都市学生的模样，是记者心目中的女神形象。

1983年出生的高晶是一位孩子的妈妈，而且已是副研究员；让记者难以想象的是，这样娇小的身躯，怎能扛得住青藏高原的风雪？她跟记者打趣道，“我在野外基本只刷牙。”让她苦恼的是，因为长时间受紫外线照射，脸上长出了许多斑。高晶说：“晒黑并不恼人，回京后恢复很快，斑则很难消除。”

“我有独门防晒的秘诀——不洗脸，堆积的角质层就是天然的防晒霜。回北京后洗干净，一天比一天白。”在一旁的王小萍立即传授起自己的经验。她是青藏高原所的女研究员。主要从事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全球循环方面的研究。女性之间，总是会有男人插不上话的话题。就拿防晒来说，男人讨论怎么防晒伤，女人关注如何防晒黑。王小萍说自己在西藏时就像是藏民，油乎乎的头发扎在脑后，地上铺一个毯子就能躺着睡觉。可记者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象，眼前这个身穿驼色羊毛大衣、系着橘色丝巾的女人，在西藏时会是什么样子。她笑着说，反正你从照片上认不出我。王小萍觉得，条件艰苦一些未必不是好事，“反而激发了大家同心协力一定把这件工作做好的精神状态。”

不过，科考队的条件再艰苦，在野外的时间仍然有限。而在王忠彦工作的珠峰站，驻守的工作人员曾经长年累月住帐篷。2005年，大型科考、测绘活动“再测珠峰‘身高’”成为一个契机。自那以后，珠峰站从帐篷变成了活动板房，再到固定板房和如今的综合楼房，条件才真正得到了改善。对科学家们来说，连高原反应都挺过来了，这些又有什么不能忍受呢；更何况如今的科研条件越来越好，还有什么不能坚持？

进退两难

在青藏高原的科研工作者，可以说，每一个人几乎都经历过“噩梦”，冰冷的研究数据背后有许多难以言说的辛酸。

其实每位科学家都明白，生命是首位的。如果天气条件不允许，宁可来年再完成工作，也应保护好自己。然而“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脚。”许多突发状况，根本预料不及。

比如，做森林调查的科研工作者都有个体会，树长得茂盛处必是悬崖峭壁。

2008年，梁尔源、徐海青（藏东南高山环境综合观测站副站长）和王亚锋去察隅县（西藏自治区东南部，属喜马拉雅山与横断山过渡的藏东南高山峡谷区）做野外调查，雇佣了当地一位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做向导。小伙子得知目的地后，指了一条路：那条路从底下看只是个坡，没想到，上去后竟有一段两米高的悬崖。向导习惯了“飞檐走壁”的生活，一步就能跳上去。其他同事的体力好，脚一登，向导一拽也就上去了，而梁尔源却被卡在了半山腰。

正值9月，滚石时不时落下，坠入阿扎冰川（主峰6882米，分南北两支，其南支，为主冰舌，分布在察隅县境内，拥有世界上极为罕见的森林、冰川景观），发出阵阵隆隆的响声。

梁尔源心里盘算着，往上走，可能一步没登上去就麻烦大了；待在原地更是危险，等待只会耗尽自己的体力；原路返回，也是不可能的。那一刻，他才知道什么叫进退两难。犹豫了10分钟，梁尔源心一横，登上了悬崖。

晚上回到营地，他连着做了好几天噩梦。自此，梁尔源再选择路线，总是慎重再慎重。因为作为老师，他还必须为学生的安全考虑。

陷到了河里

在一般人眼里，冰川应该是高原野外调查最险峻的地形。然而经历过冰川和湖泊野外调查的科研工作者一致认为，冰川险，却比不过河流、湖泊。雪山融水致使河水经常突涨变化，难以预测的暴雨随时在静谧的湖面掀起狂风巨浪，这些险境，王小萍和高晶都经历了。

2005年在纳木错（位于西藏自治区中部，西藏第二大湖泊）的经历，是王小萍迄今离死神最近的距离——她被困在河中央整整14个小时。

那天早上，王小萍带着司机从野外实验站出发，途中经过了一条小河。中午返回时，司机有些大意，没有考虑到冰川融化的雪水可能使河流水量骤增，结果车子正好开到河中央时被卡住、熄火了。这下司机急了，立即下车试水位——差不多在他腰部。“司机想上岸找铁丝，把车子和岸上两头拴住，让我拉着过河。可无人区哪来的铁丝。当时真的到了一个生死抉择的时刻。如果下水，水位估计到我的胸部。那时我才90多斤，水很急，很可能会被水冲走；如果在车里等待救援，水这么大，可能连人带车一起被冲走。”王小萍理性地观察水流方向、汽车倾斜角度，结合经验判断水位的涨落时间。“我是中午12点左右陷进去的，一般下午3点多水位最高，只要那个时候没翻车，就算等不到救援，凌晨四五点水位最低的时候我也能自己上岸。”最后，王小萍看看身边的几个油饼，决定赌一把，在车里等待救援。

下午3点多，水位最高时没过半辆车，之后水位果然开始慢慢下降。“我当时每15分钟看一下水位。虽然没有信号，其实我把所有人的电话都拨了一遍，万一打通了呢。”

但一个电话都没有接通。

一般，科研人员出野外，同事们都知道大概去的方向和行程安排。大家心照不宣，如果同事超过预计时间不返回，基本是出事了，搜救行动会立即展开。那天晚上8点，同事们不见王小萍返回，以为她可能路上有事耽误了，心想再等等。到了晚上10点，大家急了。当时，站上只有一辆车，跟着王小萍出野外了。负责人康世昌老师赶忙给周边认识的所有人打电话，调集车辆。接到电话的同事带上所有汽油，拉网似的，挨个对可能陷车的位置进行排查。

夜里，天气冷得刺骨。王小萍冻得揭下了车上所有的椅套，裹在身上。凌晨两点多，几个硕大的探照灯齐刷刷地照进车厢。当所有人都准备着迎接王小萍劫后余生的大哭时，她只是舒了口气，心想，得救了！比我预计的时间要早。

就算作过理性判断，哪怕其实心里有底，事后，王小萍感到后怕，不断地做噩梦，很害怕再去纳木错工作，甚至有了撤退的念头。“我为什么要做一份连生命都不保的工作？”她一遍遍问自己，“但我必须要坚持，因为我得为学生做榜样。”王小萍想:“我不能，2004年进所,2005年就打退堂鼓了，这样学生们该害怕了。所以，我不能撤退、不能逃跑。”

湖中斗浪

与王小萍一样，高晶也曾经历过危险的时刻。

2007年，高晶带学生去普莫雍错（藏南部,最大水深达70米,微咸水湖）采样，从湖东岸到西岸。他们临时决定加一项工作，测一个水文横断面。快完成时，忽然变了天，天空乌云密布。开船的师傅是有着十几年经验的青海湖一级船手。他告诉大家，得抓紧时间往回返。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因为当时年纪比较小，缺乏经验，觉得来一趟非常不容易，就又工作了一会儿。”高晶说，但就是这一会儿的工夫，他们刚上船没多久，整个天空黑云压城，下起暴雨。师傅有点儿紧张了，他指挥高晶一行人挨个儿坐在适合的位置上，抓好栏杆。根据经验，选择了一个方向继续前进。师傅怕吓着这群“孩子”，只说没事，自己默默地一根、接着一根抽着烟。学生们第一次遇上这种情况，很紧张，用歌声壮胆，可唱了一会儿，谁都不吭声了。

开船的师傅还在不停地抽烟。大浪一个接着一个，每一个浪头都足以掀翻这条在大自然面前没有任何反抗能力的小船。船尾的学生因晕船吐了……但他们依然死死抓住栏杆，不顾湖水打在身上，不管呕吐物到处都是，只剩下内心的祈祷，不要翻船。湖水温度非常低，一旦翻船，哪怕没有浪、会游泳，也很难挨过半小时。

好像用了一生的时间，高晶和她的伙伴们才终于看见了营地的灯光。他们发现，所有留在岸上的同事都拿着探照灯，站在岸上。“当时师姐并没有很生气，只是非常严肃地说，你们以后不能这么干活儿了。”高晶说，当时他们身上从最里层的保暖内衣、毛衣到最外层的羽绒服、冲锋衣已全部湿透。

“再来一次，可能还会这么选择，因为是自己选择的道路，因为得到了别人得不到的快乐。”记者从他们云淡风清的笑容里感受到山一般的坚忍。

一年上西藏一次，一次一年

若只论时间，王忠彦在西藏的时间不是最长的。

朱志勇，青藏所培养的博士，与妻子常年在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所拉萨部（以下简称拉萨部）工作。他一年中有9个月在西藏，除了西藏冬天含氧量最低的时候，正好过年回北京，其余时间都在拉萨。有时他跟朋友们开玩笑：“我一年只去一趟，只不过一次去一年。”

青藏高原研究所的机构设置是“一所三部”，分别设在北京、拉萨、昆明。其中，拉萨部的主要功能是野外实验研究、野外观测台站的运行和为西藏社会经济发展服务，是一个全世界科学家都可以使用的开放平台。

朱志勇很瘦，才30岁出头头发已经有些发白。他用略带低沉的嗓音轻声说，你要我说，我对所里有多大贡献？在科研方面做了什么工作？我无法回答。我的工作和王忠彦一样，就是支持这些科研人员的研究工作，为他们服务。如同一位导师没有博士生实实在在去野外获得第一手数据资料，就无法完成论文一样，如果没有我们的支持，很多科研人员的工作也会难以展开。短短几句话，真诚而直白，他好像早已看穿记者“拐弯抹角”的提问，一语道破，像极了藏族人的性格。

赵景学，在读博士，从事气候变化与高寒草地生态学研究。他就是朱志勇口中实地获取数据的众多博士生中的一位。有人追风，有人追景，而他“追着”草原线跑了8年。赵景学说，自己的工作并不难，也不像高晶，他们做湖泊、冰川的那样惊险；但是他必须在草发芽之前到达，开始观测、记录数据，直到草枯萎，才能收拾装备回京，一般一年有4~5个月在西藏。在原本热闹的青春岁月里，赵景学总是独自一人，感受着高原地区的“一岁一枯荣”，陪着他的只有高原反应和广袤的草原。

记者向赵景学要几张做科研时的工作照，他说，基本都是风景照，我一个人干活儿，谁给我照啊。有时独身一人会感到无名的恐惧。出野外时，帐篷狭小，有限的空间除了住人还要放置仪器，食物常常装在包里“扔”在帐篷外。有一次，早晨起来，赵景学钻出帐篷，发现背包被撕扯开，里面的食物不翼而飞。

人类是群居动物，长时间独处，极度的孤独和寂寞会迫使人们做出许多费解的事。王忠彦笑着说，不管怎么说，朱志勇在拉萨，那是一个大城市，什么都有，最关键的是能看见人。而在珠峰站，在未通网之前，王忠彦曾因为孤独和寂寞，赤着脚放在太阳底下晒，看看会晒成什么样；冬天，裸露着手臂放在室外冻，看看冻到不同程度时，手臂的变化。结果是，脚完全晒伤，手臂冻得发紫、僵硬。如果去采购食物，需要驱车200公里。王忠彦说，其实到镇上去一趟，就是为了找人说说话。

每年，王忠彦和同事定期上山检修设备时，沿路会看到登山爱好者长眠在帐篷里或者行进的路上。“孤寂的青春还要眼睁睁看着这些消逝的生命，这种心情，没有去过的人，无法想象。”

最强大的支撑

记者采访时，赵景学与相恋8年的女友刚刚领结婚证。每次听他打电话，他的同学就笑话他，你们在一起这么多年，应该老夫老妻了，怎么还这么黏糊。

因为是同行，两人常常同时出差在外，山上没有信号，难得联系。一次，赵景学回京，才知道女友又出国了。距离的美，使这份爱情的保鲜期格外长。记者笑问，两人每年在一起的时光加起来是否不超过一星期？赵景学说，比一星期肯定多一点儿。折算一下8年时光，足足417个星期，两人在一起的时间却仅比8个星期多一点儿。

王忠彦立即“补刀”说：“我们这样的，有人要就不错了。” 虽然是句玩笑话，可正因为时空的距离，让亲情和爱情显得更加弥足珍贵。

朱志勇的儿子一岁多，夫妻俩上拉萨，孩子就放老家。一家三口在一起的时间，多一天是一天。他还试过带儿子一起去西藏，“儿子适应能力很强，除了刚到的两天，后来都挺好的。”朱志勇称自己为“创一代”，从小地方来到北京，想要立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现在自己有工作、有户口，家庭美满、生活幸福，付出也值得。

王小萍和高晶是所里出了名的家庭、事业双丰收的科研女性。传统上，对女性来说，照顾家庭与工作都是不得不承担的责任。用王小萍的话说，她一周只有四天半可以用来工作。要如何在更短的时间内做更多的工作，答案或许在睡眠时间里，或许在效率上。

王小萍的先生也是中科院的科研人员，他深知这一行的辛苦，既然是妻子想要的，他便给予大力的支持。一次去西藏开会时，她把自己还在上小学的儿子带去拉萨。“学校里，有些孩子攀比物质上的享受。我对他说，你看，这么高的山峰都被你踩在脚底了，这才是你该自豪的。”

高晶也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小家庭和全力支持她的家人。她努力尽到妈妈的责任，会花一定时间陪孩子，但更多是靠父母帮忙带孩子。“有时老公有时间，就会主动跟我说，他带孩子出去玩，让我去加班工作。”磨合了这么多年，互相之间无需明言。

一个人要想获得成功，必须依靠两个团队——工作伙伴和亲人。而女性想要兼顾家庭和事业，除了个人奋斗外，家人的理解和支持才是最强大的原动力。

因为爱，不离不弃

在青藏高原，科研工作者最后能坚持下来，除了背后有一支强大的支撑部队，根本上还是因为对西藏的爱——“那是几天几夜都说不完的”。

因为待得时间长，西藏已经是朱志勇生命的一部分。

王忠彦说，即使深夜在路上陷车或迷路，走进牧民帐篷，他们会立即熬一锅热乎乎的酥油茶，你喝一口，他们就给你添满；拉萨街头，若出现市民纠纷等情况，如果报警，出勤只需要5分钟；多年前工作时打过交道的“老乡”，阔别已久再见时，他会拍着你的肩，热情地打招呼，就好像许久不见的老朋友……

西藏是大自然的天堂。每次进藏，都会有不同的生命体验。“乐在其中”或许是他们精神状态最好的写照。王小萍说，“没有必要去解释什么，或者说服别人。我们很喜欢这样的生活。其实每当我跟朋友们说起我的经历，他们很羡慕。还有人说，你的工作太好了，当你需要离开大城市的喧嚣，沉淀自己的思想，你就可以去西藏，回来后又能感受大都市现代化的节奏。” 事实上，科学家们坚持的是自己的梦想，是担当和责任。只要有需要解决的问题，困难便不再是阻碍，而是成功路上的垫脚石。

俗话说，皇天不负苦心人。

如今的梁尔源，已经成长为国际上树轮生态学研究的知名学者，在青藏高原树线波动和树轮形成层活动等方面做出了一系列创新性成果，在《Ecology, New Phytologist》等国际刊物上发表一系列研究论文，现任国际期刊《Trees - Structure and Function》《PLOS ONE》和《Frontiers in Plant Science》的编委。

王小萍则在青藏高原建立了大气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监测网络，获得了印度季风将南亚污染物传输至青藏高原的直接证据，明确了青藏高原陆地生态系统对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汇”效应，是首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优秀青年基金和首届中国科学院“卢嘉锡青年人才奖”的获得者。

高晶也在学术上收获颇丰。她的研究成果为区域水循环过程研究提供了科学依据，为该区域冰芯、树轮、湖芯等的稳定同位素记录的区域差异性解释和水汽来源的判断提供了理论基础。其研究成果发表于《Reviews of Geophysics》等地学有影响力的期刊。部分有关青藏高原降水氧稳定同位素的研究成果被作为有重大影响的研究成果，入选中国科学院《2014科学发展报告》，并获得首届中国科学院“启明星”优秀人才称号。

朱志勇和王忠彦将继续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眼看着，又到了朱志勇和妻子一起回到拉萨部的日子，他们只能将一岁多的儿子送回老家，下次再见就是2016年的农历新年了。

王忠彦的归期已定，是一年一度登冰川修检设备的时候了。当记者表示了羡慕之情时，他爽朗地笑着说，5月中旬，你们跟我爬珠峰去吧。

赵景学也即将在草长莺飞的季节与新婚的妻子分离，继续各自的求学之路，但分别是为了再次相聚。

偶尔，他们也会将青藏高原的经历写下来，发表在科学网的博客上。但更多的时候，他们则是把人生的超凡感悟沉淀在自己的生命里，经时间发酵，让内心变得从容而平和。

这不是故事

梁尔源、王小萍、高晶只是笔者记录他们在青藏高原工作的一段青春剪影。

“英雄莫问出处，富贵当问原由。”对于这群年轻的科学家来说，原由当是“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功夫老始成”。功名只是他们探求真理路上的附属品。把青春献给边疆，与其说无悔，不如说是高质量完成工作、解决学术界难题，或论文发表时的喜悦让青春岁月里的孤寂和艰苦都显得值得。

在采访中，我们所听到的故事只是常年在青藏高原工作者所经历的冰山一角。在交流过程中，笔者深深感受到了青藏所科学家们身上被艰苦环境点燃的斗志与激情。西藏，给了他们草原一样宽广的胸怀，雪山般平和而坚忍的心。正如王小萍所说，“等老了，坐在一起拼故事的时候，我们有大把的故事可以讲。”

但这不是故事，是传奇。

（作者系国科大记者团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