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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在谈论，今天，人类已处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前夜。当代科技的迅猛发展已经为这场伟大变革积聚了巨大的能量，然而，从“前夜”到“破晓”，还需等待。等待什么？笔者以为，是在等待基础研究领域的颠覆式突破。

在上一轮科技革命中承担这一任务的，是爱因斯坦和他的相对论。那不仅是科学革命，更是思想革命。借此，一个与以往迥然不同的世界图景展现在人们面前。如果没有基础研究的质变点化，应用研究的量变积累永远不可能实现“革命”。前者可以有条不紊地推进，后者却可遇不可求。

然而，在科学史上，因重视应用而错过基础研究突破的例子并不少见，伟大的发明家爱迪生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例。早在1883年，爱迪生就观察到，在电灯丝与金属导线之间的真空缝隙有“电子流”穿过，但他当时埋头于电灯的产业化，无暇顾及这个被称为“爱迪生效应”背后的科学原理，最终与这个触手可及的重大科学发现擦肩而过。有人假设，若非如此，爱迪生将很有可能因发现电子而与汤姆逊分享190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或是因分析电子在真空中加热时的行为而与理查森分享192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如果说爱迪生的遗憾源自他个人的偏好，那么在当代，基础研究已经被制度性地边缘化了。

科学越来越多地被认为是一种有用的工具，在被推崇的同时，对它独立性的尊重也正在将丧失。基础研究首当其冲，其发展空间不但受到应用研究的强力挤压，在基础研究内部，又衍生出带有强烈应用导向的“定向基础研究”，而原本意义的基础研究被进一步压缩定义为“纯基础研究”。

在与“定向基础研究”的比拼中，“纯基础研究”同样力不从心——它以科学家探索世界的好奇心为驱动，相比“定向基础研究”以国计民生需求为牵引，似乎“格局太小”；它没有明确的实用目的，相比“定向基础研究”目标明确并可以迅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社会财富，似乎“太过缥缈”；它往往是科学家个人或是小团队作战，相比“定向基础研究”可以组织强有力的“集智攻关”，似乎“不合潮流”；它需要长期资助，成果却无法预见，相比“定向基础研究”可分阶段投入，量化评估，似乎“无从把握”……在科学研究越发离不开巨额资金支持，从而更加倚重国家科技政策、日益被“计划”的今天，“纯基础研究”的境遇显而易见。

如何在非功利的追求与功利的实现之间达成平衡，是全球话题，但在我国，矛盾表现得尤为突出。

美国物理学家罗兰曾说过一段令所有中国人感到刺耳的话：“多少代人以来他们（指中国）都没有什么进步，因为他们只满足于科学的应用，却从来没有追问过他们所做事情中的原理。”

这话未免绝对，但的确戳中了我们的痛处——科学精神的缺失。

这与我们的文化传统有关。如果说古代中国在社会层面更加强调“道”而不是“术”，在科学层面则正好相反。这使得我们在漫长的历史中拥有灿烂的技术文明，却始终未能发展出完备的科学体系。

这也是历史与现实交织的产物。近代中国对西方科学的引进，始终与被侮辱与被损害相始终，“师夷长技以制夷”，使我们更关注于技术应用的学习、模仿与赶超，而在不经意间弱化了科学精神的内生。

这，或许是阻挡我们走向创新国家的一个隐性障碍。

回到本文最初的话题，一个雄心勃勃的国家、一个志存高远的民族，在新科技革命的前夜，是不会静静等待的。因为，在科学的竞争中，所谓坐享其成，永远不过是阿Q式的自我安慰罢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给科学的纯基础研究更多自由施展的空间和强有力的支持，不仅是政策取向，更是治国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