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七年中科院与高教部的“双聋夺珠”

■张志会

1956年至1957年间，中科院和高教部之间发生了一场人才争夺战。这场争论是时势使然，还是另有玄机？

上世纪50年代，我国逐步形成了由中国科学院、高等院校、产业部门、国防部门和地方科研机构组成的科学技术体系，俗称“五路大军”。1954年3月，中共中央在对中科院党组的一份报告中对科学院、高校和产业部门的“职分”进行了定位：“科学院主要是研究基本科学理论问题和解决对于国民经济具有重要意义的关键性的科学问题。生产部门的科研机构主要是解决生产中的实际技术问题。高等学校则视具体条件，研究基础的科学理论或实际生产中的科学问题。”因此在业务上，中科院与产业部门的重合度和竞争性分处科研链条的上下游，而与同样从事基础性研究的大学及其主管单位高教部与中科院的关系较为微妙。

1954年9月，科学院不再被列为政府部门，1955年6月召开的学部成立大会上科学院被赋予了“国家最高学术机关”和“全国科学研究的中心”的桂冠。总体来看，当时中国科学院与高教部之间还比较融洽。从1956年1月10日起，二者通过双方共享人才和设备、共同组织科考队、代为培养青年科学家等活动开展合作，科学家还可在另一方兼职。此外，科学院与高教部还协商同年3月1日起合作筹建若干研究机构。

中科院与高教部关系的实质性变化始于1956年。1月14日，周恩来在全国知识分子会议上代表中央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提出要“用极大的力量来加强中国科学院，使它成为领导全国提高科学水平、培养新生力量的火车头”。火车跑得好还需车头带，车头动力首先要保障好，科研人员首先得跟上，这就给后来科学院理直气壮地“抢人”埋下了伏笔。

不久，“十二年科技远景规划”赋予科学院以重任，科学院不仅要迅速组建计算技术、半导体技术、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化等号称“四大紧急措施”的尖端技术研究所，还要筹建其他一系列新的研究机构。这样一来，从产业部门和高等学校调集了有关学科的最优秀的研究人员就在所难免。在全国科技人员普遍紧缺的情况下，此举逐渐招致高校系统的不满。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56年10月29日，陈毅、李富春、聂荣臻联名向中央送呈关于科学规划工作的报告和《十二年规划纲要（修正草案）》，重申“科学院是学术领导核心”。当时中科院的待遇和整体研究实力较地方高校呈现出明显优势，一时间出现了“人心向院”的局面，众多高校的专家、教授们都希望到中科院工作。

眼看着人心不稳，高教部和有关高校的领导开始坐立不安。北京航空学院的陆士嘉曾在普朗特身边学习火箭导弹技术，他主动请示调入科学院做钱学森的助手。北航不放人，钱学森请聂帅和总理要人而不得，双方一直闹到了高教部。杨秀峰部长态度坚决，执意不放，说要留陆士嘉在北航“下蛋”。

高教部与科学院围绕人员调动频繁争执，最终惊动了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1957年3月16日，中央宣传工作会议结束的当晚，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自然科学界和社会科学界的部分知名人士座谈。其间，中科院院长郭沫若趁机提议把时任复旦大学生物系主任的遗传学家谈家桢调到中科院，主持筹备遗传研究所。毛泽东尚未表态，在座的杨秀峰着急地说：“你们把高校的著名教授都挖走了，我们大学还怎么办？”郭沫若因年少时和成年后先后得了肠伤寒和斑疹伤寒，有严重的听力缺陷。见杨秀峰的阵势，他激动地把助听器甩到桌上，说“火车头就是火车头”。杨秀峰也有点耳聋，大呼“要顾全大局！”二人吵吵嚷嚷不停。毛泽东笑着说：“请坐下，坐下！你们两个聋子不要吵了，我画个三八线吧！”毛泽东遂吩咐科学规划委员会组织讨论具体的“停战协定”。这场争论被称为“双聋夺珠”。

1957年4月8日至13日，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召开科学体制问题座谈会。会上，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黄敬主持，中国科学院大部分研究机构应交给产业部门和高等学校；高等教育部副部长黄松龄认为基础研究部分应交给高等学校。对此，科学院党组先后两次表明态度，中国科学院必须继续加强，不能削弱。最终，聂荣臻副总理于1957年6月13日在国家科委第四次会上指出：“我国统一的科学研究体系是由中国科学院、高等学校、中央各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和地方研究机构四个方面组成的。在这个系统中，中国科学院是全国的学术领导和重点研究中心，高等学校、中央各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包括厂矿实验室）和地方所属的研究机构则是我国科学研究的广阔基地。”他还说，中国有一个国家科学院是完全正确的。同月26日，周恩来总理在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重申了这个定位。他还要求各个部门要克服本位主义，相互协作。这场争论至此暂时停歇。

总体来看，这场争论是在工业化建设初期我国科研人员供不应求的困难局面下发生的，文中所涉及到的中科院的定位和相关体制问题至今引人关注。（作者系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