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

新任清华大学校长邱勇，在任命仪式结束后，对记者表示，希望以后还有机会能亲自给本科生上课。他2003年开始给本科生讲授“有机电子学”课程，直到2009年出任副校长后，还坚持给本科生上这门课。他在教学方法上作了很多新尝试，如摆脱以课本为中心的教学方式，注重传授知识形成的过程，激发学生对科研的兴趣。一位化学系大二学生说，他早就听说过邱勇校长，“听说他的课讲得很好，希望以后我也能听听他讲的课”。（《法制晚报》3月26日）

学生期待校长能给自己上课，这可以理解。社会舆论赞美邱勇担任校长后还想亲自给学生上课，在当下高校不太重视本科教学的情况下也很正常。但是，笔者想告诉清华新任校长的是，给学生上课这事儿，校长就免了吧。既然担任校长，就应该全力以赴地管好大学，还是把教学和科研任务先放一边吧。否则，校长可能当不好，课也上不好，有的课挂上校长的名，可能公务繁忙的校长就上一两次，剩下的课程都由其他老师或博士代教。你能想象，一名校长在开会时，突然说会不开了，我马上要去上课，会是怎样的场景吗？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国社会对大学校长的评价，往往都不从管好一所大学的角度，而是从校长的教学能力、科研能力角度进行评价。比如，一名校长如果在担任校长岗位期间，还继续从事教学，成为教学名师；或者继续从事学术研究，获得国家科技奖励，成为两院院士，通常会被认为校长“很牛”（时髦的说法是“男神”）。而他究竟把这所学校管得如何，却不被关注。

随着对校长岗位的认识加深，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用教学和科研来评价校长是不太妥当的。校长应该是专职校长，而不该是“兼职”。一方面，一个人的精力有限，既要管好学校，又要去做教学和科研，是很难“兼得”的，极可能顾此失彼；另一方面，鉴于校长拥有行政权，而且还可用行政权去影响教育决策和学术决策，以前“双肩挑”“身兼数职”被誉为奉献、多能，现在则被质疑为权力通吃——近年来，校长获得科技大奖、当选院士，获得的不再是喝彩，更多的是喝倒彩。

校长想继续给学生上课，这份对教学的感情是值得敬佩的。但如果要把学校的教学搞好，校长有更重要的职责，即推行学校考核、评价制度改革，让教师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教学。同时，所有的校领导应该带头，不再参与任何教学奖的评选，而应该把奖项给第一线的教师。大学需要的不是一个教书教得好的校长，更不是在教书岗位上成为名师的校长，而是一名把学校管理得好，能服务好师生，激发教师工作积极性，形成很好校园文化、氛围的校长。否则，要校长干什么呢？清华老校长梅贻琦就曾说：“校长不过是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搬椅子、凳子的。”

我国教育主管部门已经明确校长必须走职业化、专业化的路线，因此，在校长的选任、考核、管理中，已经作出一定的转变，包括在选拔校长时，并不把候选者的教学贡献、学术能力作为首要因素，而是把其是否懂教育、懂管理视作首要因素（清华前任校长非院士出身就是很好的例子），同时要求校长能全身心投入学校管理工作。但是，对于校长的职业化，社会舆论还没有形成共识，同时也缺乏相应的制度保障。

像这次清华大学新任校长是院士，舆论又拿其院士身份说事，说其学术研究能力如何了得。对于新任校长，舆论不该关注其是否是院士，而应该关注他在学校管理上的作为、经验，聚焦院士身份，会让大家对校长岗位的认识又发生偏离。对于校长继续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多年前，舆论曾对几位刚上任就宣布不再带研究生、不再申请课题的校长点赞。可是，在另外一些时候，一些对校长的传统认识又会不自觉冒出来，觉得校长一边担任校长，一边教书，一边作研究，也是“美谈”。

这就需要通过制度的构建来推进校长职业化，并巩固社会对校长职业的定位。以笔者之见，我国应该完善校长公选制度和管理制度，在选任校长时，应组成公选委员会，按校长岗位职责的要求选拔合适的人选。在选拔时，公选委员会就要对其提出一旦担任校长，不得再从事教学、科学研究，而必须一心一意投入管理的规定——如果一个人希望继续作教学、学术研究，那么他可以不担任校长，而把心思用到教学和学术研究中；在管理、考核校长时，应用管理业绩考核校长，而不再看校长的教学和学术贡献。注重校长的教学和学术贡献，只会分散校长的精力，还会诱导校长“与民争利”，用职权为自己谋求教育利益和学术利益，而不利于公平、公正地推行、执行教育和学术政策。

（作者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