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珊

大量科研成果无法走向市场，是让众多科研人员一直头疼的问题。不过，从去年开始，一线曙光慢慢抹开。

2014年9月，财政部、科技部和国家知识产权局印发《关于开展深化中央级事业单位科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管理改革试点的通知》，希望能摸索成果转化新模式，使科技真正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创新驱动力。

此次改革中，全国共有20家试点单位。中科院上海药物所是上海仅有的两家试点单位之一。

今年年初，上海药物所刚刚将两个抗癌新药项目转让给绿谷制药，且上亿元成果不用报上级部门、财政部审批，直接完成转让。“这使成果转化‘提速’了约一年的时间。”上海药物所副所长叶阳说。

科研人员个人收益提高

科研成果转化收益不再上缴国库，而是由科研院所处置，被视为此次试点工作的一大亮点。

据叶阳介绍，此次改革使科研人员的个人收益比例从原先的10%～25%提高到近50%，团队还可再获得20%作为开展进一步研发的费用。

根据原有制度，作为国有资产，科技成果被“变现”后，扣除奖励部分，剩下的都要上缴国库。同时，由于科研院所与高校多属于事业单位，因此这部分奖励必须被纳入单位工资总额，并且作为单位工资总额基数来核定。“这意味着把奖励发给转化成果的科研人员的同时，其他人的收入就会受到影响。”叶阳说。

在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沈保根看来，如今的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比以前好了很多。拥有成果的研究人员可自己持股，得到一些利益，这是转变的核心内容，也是在给科研人员“松绑”。

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遗传发育所分子农业生物学研究中心主任王道文认为，通过这一举措获利的不仅是科研工作者，“转化方式的通畅将使国家、科研人员、市场、企业、消费者五方获利”。

目前，王道文所在的遗传发育所也开始采取一些措施推进成果转化。“我们的一些项目和育种公司及医学公司都对接得比较顺畅。”

王道文表示，通过进一步完善框架，使成果变得更易转化，是各大科研院所需要进一步改进的地方。“易转化是说在转化的过程中各方的价值都要体现，尤其是科研人员的价值。”

简政放权致国有资产流失？

在既有的法律条文下，审批程序的繁冗导致很多科技成果的转化遥遥无期。例如，在武汉光电实验室里，一项曾拍出高达1000万元的职务发明专利从诞生到交易，需要跨过17道审批门槛。

不久前，《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修正案草案首次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审议。简政放权，成为所有人的期待。

然而，在为简政放权之举叫好的同时，不少人也开始担心，科研人员持有部分股份会不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做得好，能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就不叫国有资产流失。”沈保根说，像原来一样卡得过死，国有资产不能创造新的项目，就一点作用没有。“当然，如果国有部分成为个人挣钱的资本，就有可能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因此要调节好两部分的关系。”

“如果将成果的所有权归属国家，收益权和处置权各方分配，流失问题便不复存在。”湖北省科技厅厅长郭跃进表示，科研成果没有转化成生产力，才是国有资产的最大流失，也与政府资助科技项目的初衷相违背。

正因如此，科技成果在转化中的合理定价十分关键。

叶阳告诉记者，上海药物所为此重新设计了科技成果转化流程，使项目操作更加透明、公正。此次转让给绿谷制药的两个项目，并未涉及无形资产转让与作价入股，因此价格是与企业协商而定的。

成果转化须法律保驾护航

即便如此，很多专家依然担心转化中可能存在的潜在风险。

目前，各单位都在根据各自情况采取转化推进措施。这会出现一个问题，即推进力度不够，会影响科研人员开展成果转化的积极性，而推进过头，会被认为不规范。

来自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的一位科研人员告诉记者，研究人员开展成果转化本身就有很大的风险，而且在处理与企业的关系时，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进行约束和规定，难以实现对科研人员的保护。

沈保根也认为，虽然我国有了一些成果转化条例，但一些条例依旧缺乏法律参照。因此，必须进一步规范转化的流程和细节，才能解决成果转化过程中的“灰色地带”问题，而这包括对转化各方责任和义务的明确。

同时，尽管转化法草案已在审议，但从目前情况来看，不少人认为力度并不够。

“法案到底是修正还是修改？修正就是大的框架基本不动，但在我看来，力度应更大一些。”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科技厅厅长周国辉说，法律应该与目前的科技创新发展规律相匹配。

王道文则认为，国家在处理好科技成果转化“两张皮”的同时，还要进一步加大力度支持科学家做科研，“只有这样，才能有更多的成果可以转化”。

沈保根也指出，必须加强对成果转化过程中中试环节的支持。“很多初始阶段的成果都很有想法，但因为缺乏相应的支持，走到转化应用阶段很难。”

在沈保根看来，如果最终没有得到应用，再好的成果都等于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