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景一：凌晨四点，上海一家高校的财务处门口排起长队。“年底报销最痛苦”已经成了不少科研人员的切身体会。

一到年关，因为科研项目结项等原因，报销高峰就到了。让人痛苦的是，办公用品、图书发票必须附上详细清单，车费要标注起始点，一变再变的报销规定，已经让科研人员苦不堪言。

场景二：“表填完了吗？”科研人员A问B，B只能报之以苦笑。

对于很多科研人员来说，A问的很可能是个很“残忍”的问题。长期以来，不少一线科研人员被“摧残”成了“表”哥“表”姐，被大量填表任务压得没有时间做科研。

类似场景还有很多，而今年这些问题被一一摆上台面。科研评价体系改革、中央财政科技计划管理改革、科技成果产权制度改革等一揽子改革计划，将科技体制改革推向深水区。

“十二五”收官之际，风雨兼程的改革又将迎来新的五年，而科学家的诉求和期待理应成为改革新阶段的指南针。

让做科研的人留下来

34岁的李彦（化名）原本是北京某院所的副研究员。2015年，他遇到了职业生涯的拐点。

5月份，李彦选择了辞职，从科研人员变成全球知名公司的员工。现在，李彦在“新东家”那里的工作压力并不小，但与过去相比，他少了些抱怨与无奈。

“至少我不用天天为了论文和职称发愁了。”李彦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

2010年博士毕业，科研方向是计算领域，不过，出于兴趣，李彦博士后期间选择天文学。博士后出站后，李彦进入某知名院所工作，主攻一款天文学相关的计算软件。

随着天文大科学装置日渐受到国家重视，理论上，国产天文学超算软件一旦研发成功势必会“抢手”，但对于李彦来说，“研发成功”是个难以触及的梦。

“生活的压力太大。”回忆起离职前的工作，李彦最大的感触就是经常“被生活所迫”。

软件研发需要做数据测试，而测试就需要持续稳定的经费。没有钱，就无法测试；没有测试，就无法进一步研发；没有研发，就无法发表论文；没有论文，就无法竞评职称。这四个“无法”将李彦带上了科研“冷板凳”。

“我们身边有很多科学家还在努力，但很惭愧，我没能坚持下来。”对于自己离职的选择，李彦感叹道。

2015年，与李彦一起遇到“拐点”的，还有我国的科研评价体系改革。

这一年，《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将“改革人才培养、评价和激励机制”作为重要内容，明确提出要“改进人才评价方式”“提升人才评价的科学性”“建立分类评价制度”等。

接着，十八届五中全会召开，绘制“十三五”蓝图工作全面启动。在随后进行的科技界学习贯彻全会精神的系列座谈会中，科研评价体系成为重点议题之一。

“国家可以在技术创新方面作一些引导，包括利用科研工作的考核标准作为指挥棒，改变过去以‘论文’为唯一考核指标的方式，引导科研工作向论文和技术成果转化并重转变，鼓励科研人员着重解决一些基础性强但难以发表论文的冷门问题。”中国科学院北京纳米能源与系统研究所研究员潘曹峰曾如是建议。

而对于即将到来的“十三五”，“我还是希望科研院所可以在评价体系上有所革新，鼓励更多想做科研的人留下来。”李彦说。

给科研一线省些时间

在今年7月召开的国家科技战略座谈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说：“我听一些科技人员反映，因为许多烦琐规章，他们大量时间没法待在实验室，而是用来搞内政外交，每年填写各种表格就会浪费不少精力。”

这段话，让中科院昆明动物所副研究员陈南晖又想起了自己在一次项目结题中的遭遇。

作为某科技支撑计划项目课题的负责人，陈南晖带着研究团队拿到了300多万元的科研经费。但在项目启动的同时，陈南晖的工作几乎被两类事情填满——填表和报账。

“为了结题和审计能够顺利，我们面临着大量的文书和财务工作，上面不停地改动格式，我们下面就不停地跟着改。”直到坐飞机去北京开结题会的前一分钟，陈南晖还在修改用于报账的文件，结果最后一个登机，险些误了行程。

为了符合文档检查的要求，陈南晖的文书检查工作细致到标题要几号字体，插页是否用彩色等。“结题之前和之后，我们填写了各种表格，按照规范写了多种文书，真是开了眼界！”

离结题还有三个星期，实验的重要结果还没有计算出来，于是他们只能一面应付各种表格、文书，一面马不停蹄地计算数据。

结题答辩结束后，因为连续一个多星期睡眠不足，陈南晖在床上缓了好几天。

不仅如此，为了检查财务使用的合法性，陈南晖几乎把所有500元以上的发票、报销凭证都翻出来扫描、复印。在反复证明合法性的过程中，“被当作贼”的感觉油然而生。

“不吹牛地说，经过那一套训练，我不仅科研做出来了，财务那一套我也很熟悉了。”陈南晖跟记者调侃。不过很快他又陷入下一个失落之中：“现在，规则又改了。”

朝令夕改的科研报账，在陈南晖看来就是在不停“堵漏洞”。“为了堵一个漏洞，行政部门实施千万个规则，而这千万个规则里又有新的漏洞，就再用千万个规则来堵。”

为确保纳税人的钱用到实处，财务管理越来越严的初衷是好的，但是长此以往，科学家要填的单子、要写的说明、要走的程序也会越来越多。这成了科研工作者的一个共同困惑。

“十三五”会不会还这么痛苦？“行政部门的工作能够更精简有效，能够真正为科研服务。”陈南晖期待。

做活成果转化之路

2010年，洪卓（化名）被国内某院所从海外引进，并被聘为副研究员。5年过去了，洪卓的心血全都汇聚在一台1立方米大小的仪器上。

早在洪卓回国前的两年，他现在所在的研究室就已经研制出了这台仪器。回国后，洪卓将所有的精力都用于做技术完善，将仪器设备更新到了第四代。

最初，看着办公室摆放着的白色仪器，洪卓心里装的是满满的成就感。但渐渐地，这些仪器成了他的心结。

这几年里，每当国内有这方面的展会，洪卓就会把仪器精心打包运至会场，不厌其烦地向来往人群介绍这款产品；每当遇到来实验室参观的企业，洪卓也会一遍遍地向他们解释仪器的技术理念。

但是，这些已经实现90%国产化的仪器，仍旧“待字闺中”。今年9月，洪卓参加了一次全国性的科技洽谈会，从展会结束至今，他已经陆续接触了近30家企业，但还是没能给自己的技术找到好“婆家”。

“这些年，我遇到的合适的企业并不多。”洪卓无奈地说，甚至还有与这项技术“八竿子打不着”的企业前来打探，目的只是为了拥有技术后，企业能自诩为“高科技企业”。

洪卓心有不甘。“如果技术转让给了不对口或实力不足的企业，最终这项技术还是会‘死掉’。这些年，我一直在为这个技术寻找‘活’路，让技术能继续更新换代下去。”洪卓说。

在国内大大小小的研究院所和机构中，洪卓并非个案。也正因如此，今年，科技成果转化成为科技体制改革的一大重点。

10月1日，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正式施行，新规从科研机构及高校主管部门、单位、科技人员三个维度，重点完善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评价导向。

“这次修订，就是要加大加快大学、科研机构的成果向企业、向社会转化的速度，转化的效率以及转化的利益机制分配。”科技部部长万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有了好的机制，科研人员才愿意去做转化工作，政府、企业、科研单位、科研人员各司其职，才能把事情做好。

与此同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也提出，要深入推进科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管理改革，强化对科技成果转化的激励；完善技术转移机制，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

2014年，洪卓所在的单位被当地政府列为科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管理改革的第一批试点单位。在洪卓的成果转化“长征路”上，研究所和课题组的管理部门帮了他很多忙。

“研究单位拥有了技术的处置权、收益权，也就有了更多的动力。他们帮我们带一些企业过来调研，为设备、技术寻找出路。”洪卓说。

接下来的五年里，洪卓的愿望很简单：在研究单位的支持下，找到合适的企业，让技术继续更新换代、造福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