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细胞出版社一直致力于推动前沿科技发展和科学信息的传播交流。1974年创刊的第一份刊物《细胞》，短时间便成为全球 界最有影响力之一的期刊，刊载过许多重大的 研究进展。2014年，该杂志公布的影响因子为33.116。
出版社目前出版发行《细胞》系列和Trends综述系列等30种期刊，包括《神经元》《免疫》《分子细胞》等著名子刊以及《细胞报告》《干细胞报告》等开放获取期刊，覆盖了从 到转化医学的全球最新发现及动态。
2014年，细胞出版社将目光瞄准中国。
4月，创建细胞出版社网站的中国门户网页；5月，与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国家大分子实验室共同举办亚洲首次LabLinks Symposium结构生物学前沿讨论会；6月，与中国英文期刊《分子植物》签署合作协议，成为细胞出版社在亚洲的第一本合作期刊；11月，与中国医学科学院以及中国临床肿瘤学会在北京联合举办亚洲首届细胞研讨会。
此外，《细胞》杂志去年进行编委会改组，首次吸纳包括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曹雪涛和北京大学教授邓宏魁在内的中国科学家。细胞出版社与 联合出版的“2014中国科学家与Cell Press”特刊，系统梳理了2014年度在《细胞》杂志及其相关子刊以中国内地为第一完成单位的研究论文，并评选出“细胞出版社2014中国年度论文与年度机构”。
细胞出版社总裁、《细胞》杂志主编Emilie Marcus博士与中国有着不解的情缘。自2000年以来，她几乎每年都会来中国，陆续拜访了上百家中国实验室，见证了中国科研水平与科技期刊的长足发展。为此，《科学新闻》记者就我国科技期刊的发展之路对Marcus女士进行了专访。
《科学新闻》：目前，发达国家大型学术期刊出版机构都已经基本完成了由传统业务模式向现代数字出版模式的转型。您能否以细胞出版社的成功转型为例，向我们介绍这一转变的成功经验？
Marcus：在传统的印刷行业，每个高校都会以学校为单位，订阅多份纸质版的细胞出版社刊物，确保全校所有师生都能够有足够的份数。此外，一大批科学家和院系也会有纸质版的个人订阅。对于图书馆来说，他们很难去预估刊物的使用数量，因为他们没有一个很好的机制去计算有多少人阅读每份纸质版刊物。
数字化意味着高校图书馆只需要有一个许可证，就可以让全校所有师生访问这份刊物。访问和使用量大幅攀升，而且也很容易追踪使用情况。渐渐地，机构的多次订阅和个人用户订阅退出历史舞台，而且校园中也不再存在分摊的成本。数字出版模式减轻了个人和院系在订阅刊物方面的预算压力，但却集中加重了图书馆的成本负担。
1998年，细胞出版社基于各个高校在职研究人员数量，在线设立了分级定价结构。拥有大批科研人员的科研院校所付的费用要高于科研实力较弱的小型院校。这种模式开创了一种新的机制，既可以最大程度地发行推广我们的内容，也为我们创设新的订阅期刊提供了一个平台。细胞出版社在这一方面已经取得不错的成绩，创立了一系列高影响因子的 期刊，极大地满足了科研人员的需求。
《科学新闻》：《细胞》是世界最权威的学术期刊之一，细胞出版社也拥有很高的学术声誉。作为学术出版行业的翘楚，您能否为我们介绍细胞出版社在集约化、数字化发展道路上的经验？
Marcus：细胞出版社一直致力于推动前沿科技的发展，希望能够吸引在我们的业务范围内各个领域的顶尖人才。我们设立了非常高的标准，并激发和鼓励各界人才为之奋斗。细胞出版社一直致力于提升服务水平，创新服务能力，以便更好地服务于我们的作者、审稿专家和读者。这不仅需要全身心的投入、专注，也需要丰富的资源以及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你也必须要了解对于科学和科学家而言，到底什么才能够真正为他们提供价值。
数字化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机会来提供这种价值。在细胞出版社，我们致力于利用在线技术的能力，以全新的方式来表达科学内容。视频和音频内容让作者可以更直接地面向读者。信息图表和动画效果可以更清晰地阐述复杂的主题。直观的导航设置可以帮助读者链接到与文章相关的内容。
无论采用哪种商业模式，关注的焦点必须是“质量”。识别、评估出最优秀的内容，并将这些内容推荐给读者，这些都需要大量的投资。这对于所有高质量的期刊来说皆是如此，包括学会期刊和科研资助机构支持的期刊，如eLife等。因此，关键在于如何吸引高质量的研究工作，并有效地连接作者和相应的读者群体。
《科学新闻》：当前，来自数字化潮流的挑战使得学术期刊正经历着一场革命。其中，一个革命性变革就是开放获取。开放获取的优势和不足体现在何处？它会否在未来替代传统出版模式成为主流？
Marcus：在这里我要强调一点，就是要区分开放获取的两种不同类型，也就是开放获取的“绿色”和“金色”两种路径。这两种路径所面对的机遇与挑战各不相同。
在“绿色”开放获取中，科研人员依然在传统（付费订阅）学术期刊发表论文，但会在论文发表一段时间后在网上发布作者原稿，供读者免费阅读。这种开放获取的类型仍然需要依靠付费订阅模式才能可持续的发展，因为其中并没有额外的收入。
这种模式所面临的挑战包括，在论文发表后和上传免费原稿之间要留出多长时间，以确保基础订阅用户的可持续性；这些政策将如何影响图书馆愿意支付的订阅费用；以及如果所有内容都免费提供的话，新的订阅期刊将如何推广付费订阅用户。
在“金色”开放获取中，作者需要付费才能发表文章，并可以即时面向读者实现开放获取。这种开放获取模式的显著优势在于，可以立即向读者开放，没有任何限制。然而，谁来付费却成为了最具挑战性的问题。在有些例子里，资助机构或政府项目会满足出版费用的要求。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费用的负担最终都落在作者肩上。
这种模式所面临的另一个问题在于，期刊的质量如何反映在出版费用当中。甄选过程中，精细的期刊运营费用是很高的，因此每篇论文的成本要大幅高于大体量、不加选择的期刊。在这两大问题的影响下会存在着这样一种危险，就是期刊可能更青睐来自于资金实力雄厚的机构的科研成果，因为这些机构的作者更能负担得起发表论文的费用。
订阅和“金色”开放获取的商业模式都有各自的优势和局限性。对于发表论文体量很大的期刊来说，他们更多的是关注为作者提供可以发表自己工作的平台，因此这种期刊更适合采用“金色”开放获取模式。而对于大量投入编辑工作，为读者提供适量、高质量的“必读”论文的期刊来说，订阅模式则更加合适。
《科学新闻》：细胞出版社针对开放获取正在并将采取何种策略？开放获取出版模式在中国一直发展缓慢，您对于全球科技期刊的开放获取有怎样的意见与建议？
Marcus：2005年，当开放获取还处于早期探讨中，细胞出版社就已经决定要将我们所有的学术论文在发表的12个月后向读者免费提供出版格式的终稿。我们的各个刊物都在积极尝试所有可持续性的商业模式：订阅类型的期刊采取“绿色”开放获取政策；在2012年我们创办的《细胞报告》是一本采取“金色”开放获取模式的期刊，目前它在吸引高质量研究工作方面已经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作为出版商，我们担忧越来越多的政府和机构要求将作者原稿文件上传到学科与机构知识库，这为作者和机构增添了不必要的工作任务。而且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这些原稿的副本与最终发表版本并不完全相同，因为细胞出版社会在原稿版本上进行精细的加工过程：对文章进行编辑，确保文章的语言清晰和易读性；审稿加工，确保文章连贯一致；检查数据以避免不恰当的数据篡改；背景调查；获取基金资助信息；提供有效数据库资源的丰富链接等。虽然对于期刊的订阅成本可以产生疑虑，但在不少学术论文的终稿已经免费向读者提供的情况下却还投入人力物力去创建、维护由原稿组成的知识库并监督其政策的遵守情况，这似乎是一种浪费。
我们很兴奋地看到，美国的CHORUS计划已经承诺将通过利用已有技术去推动一个能符合科研基金提供方要求的简单易行的合规化程序来解决这个问题。出版商的网站上将提供原稿和最终发表论文两个版本。我们希望，这种模式将会在其他国家得到广泛的推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