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9年，《自然》杂志在英国创刊，现已成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最有名望的顶级学术刊物之一。自创刊近150年以来，《自然》始终如一地报道全球自然科学领域中最重大、最前沿的发现。时至今日，它仍是世界上影响因子最高的科学期刊。2014年，该刊的影响因子已达41.456。
与大多数科学杂志对于单一领域的专注不同，《自然》所发表的论文涵盖各个科学领域，是享有极高学术声誉的国际性、跨学科的科学期刊。该杂志每周刊载来自各个科技领域或者跨学科的前沿、独创研究，同时，也为科学界和广大读者提供全球的重大科技新闻，并定期发表科技发展趋势等专题。
同时，自然出版集团（NPG）也是数字化大潮的坚实拥护者以及开放获取的先行者。
十年前，自然出版集团就推出了首个全开放获取期刊，目前集团旗下有80多种期刊提供开放获取的选择。2015年，截至目前，集团网站上发表的原创科研论文有60%以上实施了开放获取，约为1万篇文章。
在全球数字化和开放获取的大趋势影响下，开放获取出版模式在中国的发展却相对缓慢，国内期刊似乎也难以适应和利用国外数字出版平台的先进传播手段。为此，《科学新闻》对《自然》执行主编Nick Campbell博士进行专访，希望能够探讨出中国科技期刊数字化、集约化发展的一条破冰之路。
《科学新闻》：目前，发达国家大型学术期刊出版机构都已经基本完成了由传统业务模式向现代数字出版模式的转型。您能否以《自然》的成功转型为例，向我们介绍这一转变的成功经验？
Campbell：互联网的到来让出版业发生了变革。作为全球领先的科学出版社，自然出版集团总是乐于采纳新的技术，而非被动地接受。早在1996年，《自然》就推出了自己的网站nature.com，目前该网站的月访问量已超过800万人次，可提供自然出版集团的各种出版物、在线数据库和服务。
而且，自然出版集团还是开放获取运动的先行者。自2005年推出首个全开放获取期刊以来，集团已有80种期刊提供了开放获取出版的选择。其范围涵盖了多学科类的期刊，如世界上引用率最高的多学科类开放获取期刊《自然—通讯》，以及更具有专业侧重的期刊，例如我们新推出的“自然合作期刊”（Nature Partner Journal）系列。
《自然》从一开始，就以在科学界的内部和外部传播最重要的科研成果作为自己的使命。不可否认，科学本身的重要进步依靠的是科研成果完成之后及时和有效的传播。因此，数字出版显而易见的优势就在于它推进了这个核心的传播过程，这也解释了科技出版的数字化变革为什么会取得广泛的成功。确切地说，这些优势也解释了《自然》为什么会采用数字出版，以及为什么数字出版是我们过去20年取得成功的核心因素之一。
《科学新闻》：《自然》是世界上历史悠久的、最有名望的科学期刊之一。作为一个拥有近150年历史的业界领袖，您能否为我们介绍《自然》在集约化、数字化发展道路上的经验？
Campbell：数字出版让我们能更有效地服务我们的重要客户，即作者和读者，同时让我们从一开始就能持续专注于我们区别于其他刊物的特色。《自然》创刊于1869 年，是世界一流的国际科学周刊。当然，自然出版集团还出版一系列《自然》研究期刊和《自然综述》期刊，并与全球的学术团体合作出版各种知名学术刊物，以满足科学家的需求。冠名《自然》的期刊涵盖了化学、物理学、临床实践和研究、
、地球和环境等学科。
但不管怎样，直到现在，推动我们不断前进的依然是质量而不是数量，甚至在当前我们继续进行数字化变革的时候，也是如此。我们这一整体战略或许对中国的许多期刊和出版社不太适用，因为他们不具备我们特有的历史和品牌优势，但是，持续的数字化变革应该是21世纪任何一家严肃的科学出版商的核心工作。
《科学新闻》：当前，数字化潮流为学术期刊带来一系列挑战。其中的一大变革就是开放获取。在您看来，开放获取的优势和不足体现在何处？它会否在未来替代传统出版模式成为主流？
Campbell：开放获取的优势显而易见。开放获取出版能促进科研成果更广泛地传播，并由此推动科学进步。科研论文一经发表就供所有人免费获取，那就有可能迅速地传播给很多人。《自然—通讯》依据自己的数据进行了一项独立调查并发现，开放获取论文的浏览量和平均引用频次，通常要高于仅面向订阅者的论文。
但开放获取不限于开放获取运动所源起的那些学科领域的论文。我们越来越需要考虑如何扩大这一趋势，将研究过程的其他方面也包括进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将关注点放到“开放研究”而不是“开放获取”上。
开放研究考虑的是开放新的学术领域（如人文和社会科学）；为展现科学成果提供新的开放形式（如专著的开放获取）；以及开放科研投稿中最基本的内容——我们所生成的数据。我们近年推出的数据类期刊“科学数据”，以及人文社科开放获取期刊《帕尔格雷夫—通讯》，就是为拓展开放获取所作的一些最重要的初步努力，但这仅是开始。
提高人们对开放获取的认识和理解是一项挑战。另外一项挑战，正如自然出版集团与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最新的“作者观点调查”所显示的，就是人们对质量的担忧，这被认为是阻碍中外作者选择开放获取出版的最主要因素之一。
令人欣慰的是，人们的观念正在发生转变。今年的调查就发现，人们对开放获取出版物质量的担忧在下降。随着更多的开放获取刊物建立良好的声誉——例如，我们的开放获取期刊《自然—通讯》和《科学报告》就已位居全球多学科类科学期刊的前五强——人们的这种担忧还会进一步减弱。
我认为传统的出版形式不会被完全取代。就拿我们来说，我们也为作者提供订阅型和混合型的出版模式，因为确保满足作者的不同需求是非常重要的。但毫无疑问，开放获取是一个重要的趋势。
《科学新闻》：《自然》的开放获取是什么策略？开放获取出版模式在中国一直发展缓慢，您对此有怎样的意见与建议？
Campbell：开放获取模式和开放研究的政策一直以来都是自然出版集团业务发展和战略考量的核心。我们与姐妹公司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一起，为作者及其科研拨款机构提供了涵盖各种出版形式的开放获取选择，其中包括了期刊和图书。
我们希望成为开放研究的领导者，并在最近十年推出了许多重要举措。目前，自然出版集团出版的科学论文中有超过60%在出版时就实施了开放获取，而且我们已将原作者署名（CCBY）知识共享协议作为默认设置。
中国是最早签署《柏林宣言》的国家之一。我们期望看到中国的出版商也能走在开放获取出版的前列。开放获取期刊成功出版的关键在于编辑和出版团队对质量有着毫不动摇的承诺，并且具有全球视野。
《科学新闻》：自然是非常成功的出版集团，但是在中国，平均每个出版单位出版的期刊只有1.3种，分散弱小的现状阻碍了规模化、集约化的发展，应该如何打破这一困局？
Campbell：我们在期刊出版方面的专注点不是数量，而是质量。《自然》在开始出版时是单一刊，这种状态保持了很长时间。甚至现在，自然出版集团在全球也还是一个相对较小的科学出版社，尽管我们母公司最近在合并之后形成了施普林格·自然集团。
鉴于中国对全球科研日益增加的重要性和贡献，中国的英文期刊完全有理由参与国际竞争。的确，中国本土的英文学术期刊正在迎头赶上，例如，我们与中国科研机构合作的期刊，如《细胞研究》《光：科学与应用》等，在各自学科领域都显示了非凡的学术影响力。自然出版集团很自豪能参与其中，通过我们与本土研究机构的不断合作来推动这一进程。
《科学新闻》：近年，国外大型出版集团纷纷在中国创办杂志。自然出版集团将在中国市场采取怎样的策略？
Campbell：任何国际出版社，如果低估了中国在科学及科学出版上的重要性，那都是不明智的。正如最近发布的自然指数所显示，中国已经是全球高质量科研的第二大产出国，其贡献有望在未来继续保持增长。
我们去年推出了“自然合作期刊”，这是自然出版集团与国际知名研究机构合作出版的一系列在线开放获取期刊。这一合作模式第一次实现了与《自然》系列期刊更为紧密的联系。在这一独特的冠名《自然》的期刊系列合作中，合作伙伴将与我们共享权益，共担风险，这样的机会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合作伙伴还能获得区域专业出版团队的支持，由他们监督日常出版事宜，提供指导和出版建议，以最大程度地提升期刊的国际可见度。
自2014年春季以来，我们在全球已推出15个“自然合作期刊”，其中有3个是今年分别与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复旦大学和同济大学签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