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光宗

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中称：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一人口新政引发了国内外的高度关注和热议。从2013年11月宣示单独二孩政策到两年后全面二孩政策出台，可以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次改革突破，终结了强制性独生子女政策，但并没有终结计划生育、控制人口的传统治理思路。更可惜的是，由于这项阶段性改革错过了育龄妇女处于优孕优生年龄区间的战略机遇期，所以对于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促进人口可持续平衡发展难以寄予厚望。

15年前，笔者在《人口研究》2000年第1期发表“‘一胎化政策’的反思”，文章指出：“需要反思的主要是两点：一是我们考虑到了严格控制人口的必要性，但对严格控制人口的合理程度和可行空间未予足够重视；二是我们过分重视和强调了人口增长的挑战性，却严重低估了迫使生育率快速下降的做法。”结论是，上世纪70年代的“晚、稀、少”人口政策应该是更加科学和贴近实际的，也是我们今天值得参考的地方。

在理论上，全面二孩政策作为一项“被动式改革”有“亡羊补牢”之功，然而，“羊”跑了是十分之一，还是十分之九，其“牢”补效果必有云泥之别。是否错过“改革时机”，由此也可佐证。鉴于中国已经掉入“内生性低生育陷阱”的判断，估计全面二孩政策和单独二孩政策一样会遭受“遇冷”的尴尬。

新浪网的调查发现，近65%的网民人口表示不会要二胎，这似乎露出了些许端倪。我国人口的生育意愿已经发生很大的改变，平均期望子女数大概为1.6-1.8。在同样的生育权限下，意愿生育率要转变成实际生育率，需要考量生育愿望、生育能力和生育条件三大因素。虽然大量的非独家庭获得了生育二孩的权限，也有生育愿望，但考虑到生育能力和生育条件而被迫放弃。具体看，“70后女性”虽然有生育愿望，但真正付诸生育行动的将是“小小众人口”。笔者估计，今后两年总和生育率不会超过1.4，甚至继续低迷于1.3以下。“80后女性”的婚姻状况多数是“双独”或者“单独”，生育愿望弱于“70后”。“90后”生育愿望更弱，生育率更低。这么看来，全面二孩政策只是看上去很美。

人口发展具有长周期性和强惯性，船大要早掉头，中国应未雨绸缪，通过《国家人口振兴计划》，全面鼓励生育以繁荣和优化人口为第一要务和百年战略。改革是最大的红利，创造“婴儿潮”等于创造生生不息的新“人口红利”。进一步深化人口生育政策的改革必须只争朝夕、时不我待！人口生育改革的着力点是预防风险的积聚放大、消解难题的雪上加霜、遏制生育的独子化和人口的少子化以及老龄化。为此，要坚定不移地确立人口治理的四个价值取向：

首先，是弱权力—强权利的价值取向。正确处理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关系，确立政策不得践踏权利的红线、底线，明确用“家庭自主的孕育计划”来替代“社会强制的孕育计划”。

其次，是薄功利—厚福利的价值取向。树立科学积极的人口观和生育观，采取家庭福利政策为人口新政落地保驾护航，让孕育新生命成为人人有责、家家向往的“甜蜜事业”和“美好生活”，既要为弱势群体和困难家庭“雪中送炭”，也要为优势群体和优等家庭“锦上添花”。

再次，是轻总量—重结构的价值取向。传统人口观线性消极地看待人口增长对于资源环境的压力和挑战，却忽视了动力和机遇，忽视了科技进步的威力，也忽视了绿色的思维方式、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可以改变人类人口的欲望表达和人口的力量性质——从反生态到亲生态可以重建天人和谐的关系。人口结构决定人口的关系、功能和力量。真正意义上的人口问题都需要从结构—功能的视角进行考量。

最后，是去控制—求发展的价值取向。一味控制人口出生的做法只会扭曲人口结构，导致人口生态失衡。只有优化人口发展才能调节和完善人口的性别年龄结构，焕发其生机和活力。中国需要用优化人口发展的加法和乘法来替代控制人口出生的减法和除法，用鼓励生育来发展人口，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可持续的人口力量和人口动力。

（作者系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