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研究报告认为，预计在2017、2018年，中国总的劳动年龄人口将出现负增长。受此影响，中国的劳动力供求关系将进一步逆转，普通劳动者尤其是农民工的工资将进入快速上升阶段。
工资上涨，对中低收入人群来说是一件好事，但如果工资上涨的原因是由于劳动力市场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就不得不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因为这折射出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及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与劳动年龄人口数和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一个概念是人口红利（Demographic dividend），一般是指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低死亡、高自然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自然增长”转变时，由于该阶段少年儿童人口数明显减少、老年人口数并不很多、劳动年龄人口数相对或绝对较多，从而出现总抚养率比较低、在人口年龄结构上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状况。
公认的“人口红利期”量化比较标准是，15岁至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总抚养比低于50%。根据我国历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计算，人口学家认为，从1990年开始，中国进入人口红利期，到目前为止，劳动年龄人口的总抚养比一直处于下降阶段。
人口红利期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好处大体如下：首先，劳动力数量增长，就业岗位增加，势必为社会创造更丰富的物质财富；其次，劳动力不断从低端行业转移到更高端的行业，从而推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我国现阶段可表现为大量农民工进城务工；最后，改善对劳动力的投入，如教育、医疗等，提高劳动年龄人口的综合素质，从而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
前两项因素基本来自人口红利本身的作用。目前，对于已经影响中国20年的人口红利期何时结束，人口学家的观点并不一致，有人认为40年之内中国都将处于人口红利期，也有人认为中国已经面临人口红利期结束前兆的“刘易斯拐点”（当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逐步转移直至枯竭的那一刻，就是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尽管人们对时间节点持不同观点，但劳动力人口增长率的减少对社会财富产出量的威胁始终存在。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查结果显示，在1938年到1956年出生的人口中，农民占比为57%，工人占比只有25%；而在1977年到1997年出生的人口中，工人占比增加了一倍多，达到55%，而农民占比则减少到25%。这意味着，农村未来可转移的劳动力将越来越少；也就是说，劳动力向更高端行业转移产生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对经济的贡献率将逐步下降。
对一个新兴国家来说，人口红利期必然出现也必然结束。对经济发展起促进作用的还有很多其他因素，适时适当地调整这些因素，也能维持人口红利带来的经济发展效益。值得警惕的倒是把经济增长的希望一味寄托于人口红利，而忽视了对社会具有更长远意义的一些深层次改革，比如教育改革、医疗卫生改革以及其他有利于社会公平的改革，等等。
最近的两则消息凸显上述改革有着比人口红利期行将结束更严重的紧迫性：媒体报道，我国发达地区的一些实业经济的投资者，正在将资金转向房地产业和金融业；国家公务员考试大军再吹集结号，报名人数超88万。两则消息看似毫无瓜葛，但有着深层次的内在关联。在实业经济领域，产能过剩、利润摊薄已是不争的事实；而受垄断、融资渠道不畅等制约，指向产业升级、技术升级的创新创业行为变得越来越难。为此，以追逐利润为目的的社会资本只好转向房地产和金融业，社会劳动力资源也涌向工作稳定、待遇稳定的公务员系统。如此，即使人口红利期不结束，一味靠资源消耗和廉价劳动力拉动的经济增长，其活力又何在呢？
《科学时报》 (2010-12-01 A1 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