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潘希 王珊
“我这一次的心愿就是建立新的机制，现在我们的国家要深化改革，正好诺贝尔奖来了。”在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后，屠呦呦一下成为了“明星”，接踵而来的是不停的接待来祝贺和慰问的客人以及参加各类活动。
然而，在忙碌的背后，85岁的屠呦呦却在思考一个问题：“如何能够建立新的机制，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充分发挥他们的实力和能力。”
10月8日下午，中国科技会堂，由中国科协主办的“科技界祝贺屠呦呦荣获诺贝尔医学奖座谈会”召开。
这是个科技界“大咖”云集的座谈会，这样的一个场合上，屠呦呦也说出了自己的心愿，“各个领域都会不断有创新的问题，所以我衷心地希望建立一个新的激励机制，把年轻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联合攻关还没有过时
得知获奖的消息时，屠呦呦甚至觉得有点突然。10月1日，哈佛大学通知她去领一个奖，由于身体原因，她没有出席。
隔了没几天，她就收到了诺奖委员会的通知。即使已经于2011年获得了有“诺贝尔奖的风向标”之称的拉斯克奖，诺奖的到来却依然让她有点“猝不及防”。
“这是中国全体科学家的荣誉，说明中国科学家被国际社会进一步认可。”屠呦呦如此形容。
就像屠呦呦所说的，青蒿素的成果，出自一个被命名为“523”的疟疾防治科研项目，团队成员包括中国7个省市、60多家科研机构、超过500名的科研人员。
1969年2月，屠呦呦接受这一任务时，国内其他科研人员已经筛选了4万多种抗疟疾的化合物和中草药。“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我们，一切工作都停止了，但领导单位说抗疟的任务紧急而重要。”
在全体科研人员的努力下，除了成功提取青蒿素外，“523任务”的成果汇编摞在一起甚至有几尺厚，具备国内外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总共有89项，包括现在常用的数十种驱蚊灭蚊药物和方法。
“当年的团队协作精神是这项工作成功的有力保证，联合攻关、协同创新是我们要学习的经验。”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张伯礼肯定了屠呦呦的说法，他说，科学家的共同努力，成就了今天的大奖。
对于这种集体科技攻关的模式，中科院院士、清华大学副校长施一公非常提倡,“这种模式，也适用于现在。”施一公说，联合攻关的模式，使得国内学科的优势能够迅速形成。
秘诀：坐得住冷板凳
在张伯礼看来，这是一份迟来了20年的大奖。
由带疟原虫的蚊子传播的疟疾是世界上最严重的传染病之一，直到今天全球仍有20亿人生活在疟疾高发地区——非洲、东南亚、南亚和南美。每年大约有2亿人被感染，100多万人因此丧命。而青蒿素，是治疗疟疾的最有效的药物之一。
从研制出来到现在，青蒿素拯救了接近5亿人的生命。“这项完成于40年前的工作，给予我们最大的启示是，无论做基础研究，还是应用研究，科学家要克服浮躁，坐得住冷板凳。”施一公直言。
加入到任务中的屠呦呦从整理历代医籍开始，一遍一遍翻阅古代文献，并四处走访老中医，就连单位的群众来信也仔细地翻阅了一遍。她专门整理出了一本《抗疟单验方集》，包含640多种草药。
青蒿素的提取经历了191次试验，屠呦呦和团队成员甚至以身试毒，最终使得肝脏功能受到影响。
“青蒿素是中国真正原始创新的药物，我为此觉得特别骄傲。”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科院院士王志珍言语中自豪尽显。
从1970年发展到现在，中国科技的发展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而这些也得益于那些坐得住冷板凳的人。而只有坐得住冷板凳才能获得更多原创性的成果。
创新是科学研究的灵魂。近几十年来，我国在科技领域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科学发现和科学贡献，这些有待于未来的检验和证实。“我们不光要看重成果，还要有对原创性思想敏锐的发现力。”中科院副院长李静海说，新思想是成果的源泉。
创新：闸门已经打开
屠呦呦，摘得了中国本土科学家的第一个诺奖。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原院长巴德年将此比作打开了“闸门”，“就像大庆油田第一口油井喷油后，我们有了第二口，第三口……”
和中国大多数科研工作者一样，巴德年有着很重的诺奖情怀。1990年，他被邀请作为当年医学奖的提名人，在了解了诺贝尔医学奖的整个过程和历史后，对于中国人获得诺奖，非常的期待。“今天，我的期待终于实现了。”
中国工程院院士、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贺福初也有同样的期待。在他看来，中国的科技大潮奔涌向前，诺奖获得者不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批。
高兴之余，更多的是保持一份清醒。
“无论是中国还是中医药，在诺奖史上，都是名不见经传的。”贺福初说，中国的科技政策以及科技格局的变更需要考虑到不被关注的领域以及单位、个人，不拘一格地选择方向、领域，而不是看发了多少文章、得了多少荣誉。
我们的科研方向，科研目标到底是什么？张伯礼也在思考。“像我们做临床医学的，更多的应该面向需求，解决临床实际难点问题，提高治愈率，减少死亡率。”
现实的状况依然严峻。施一公说，在变革之时，切忌一刀切。“变革不是一种模式向另外一种模式过渡，但是我们的科技评价标准却是典型的一刀切。”
施一公担心，诺奖的获得会让大家因噎废食，“中国需要建设有持续培养人才的机制，要允许多种评价标准并存，并根据不同的领域设置不同的标准。”
中国的崛起，任重而道远。“我们应该居安思危，作为一个大国，对于世界，我们的贡献还远远不够，要做得更好一些。”施一公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