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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2日，美国教育部公开了历时三年的大学评估结果——“高校记分卡”。时间过去了将近一个月，这些数据的公布在美国高等教育界引起了很大反响。

■郭英剑

评估结果

我们不妨先来看看这次政府大学评估的结果。此次“高校记分卡”共有四类排名：第一，23所上学开销少、未来收入高的四年制高校；第二，各州两年制高校毕业生收入高低排名；第三，30所毕业率高、开销少的四年制高校；第四，15所毕业率高、收入高的四年制公立高校。

在这里，我们把第二类两年制高校排除在外，仅只看看三类与四年制高校有关的排名结果。

第一类排名，位居前十位者：阿默斯特学院、鲍登学院、布朗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达特茅斯学院、杜克大学、佐治亚理工学院、汉密尔顿学院、哈佛大学、哈弗福德学院。

第三类排名，位居前十位者：阿默斯特学院、贝尔亚科夫塔木德学院、鲍登学院、布朗大学、科尔比学院、哥伦比亚大学、达特茅斯学院、杜克大学、佐治亚理工学院、汉密尔顿学院。

第四类排名，位居前十位者：威廉玛丽学院、佐治亚理工学院、罗格斯大学、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分校、新泽西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与众不同之处

凡是对大学排名有一点了解的人，不用作深度分析，就可以大体上看出这个结果是多么与众不同。因为，这个排名结果与我们所熟知的各种排名结果不相符合。

比如，以目前在世界上最著名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的最新大学排名为例，位列国家级大学排名前三甲的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仅有哈佛大学居上述第一类政府排名结果的前十名，位居第九，而普林斯顿大学和耶鲁大学则根本未挤进前十名。

在国家级大学排名前十位中，除了哥伦比亚大学、杜克大学之外，像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在世界上几乎无人不知的知名高校，在政府大学排名的前十位中，更是踪影全无。

造成上述与人们期待值具有差异性结果的原因，在于不同的评估标准。此次政府评估的依据，主要集中在毕业率、毕业十年之后的平均收入值和学生返还大学贷款的比例上面。在一次周六例行广播讲话中，奥巴马总统用最直接、最简单的语言对此作了说明：政府评估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让人们看到每个学校的毕业生能挣多少，毕业时背负多少债务，以及每所学校的学生所能支付贷款的比例。

奥巴马总统之所以要强调这样的结果是因为，在他看来，现行的大学评估体系都是建立在众多的比如入学率、捐赠基金的数额等一系列数字之上，但却忽略了“学生结果”这一非常重要的环节。因此，他要改变这样的现状，希望人们不再更多地关注高校的声望，而是去观察和研究学生实际的学术经验产生了怎样的效果。

争论的焦点

政府大学评估结果的出台，虽然人们早有准备，但还是在高等教育界引发了震动。其焦点在于：单单使用无论哪一种评估标准，都难以真正衡量一所大学的价值，以及这所大学之于学生一生的影响。换句话说，任何一个大学评估体系似乎都难以回答这样的问题：如果一所大学对学生的收入产生影响，那么，这种影响究竟是什么？如果对学生的一生产生影响，那这种影响又会是什么？

人们普遍认为，如果仅以毕业生的收入来衡量大学，那么，还有很多因素也需要考虑在内。

首先，学生的家庭背景以及所在的大学对其未来的收入有影响。美国天主教大学的历史学教授穆勒说，那些毕业生收入高的大学，往往都是能够录取更为优秀的学生的高校。而这些优秀的学生，家庭背景一般也都不错，这些都与其未来的高收入有关联。

其次，学生所学的专业，对其未来收入有影响。那些专注于培养学生高收入技能的大学，其学生在未来自然收入会很高。比如在政府评估毕业生收入排名靠前的麻省药科与健康科学学院，毕业生的平均收入高达116400美元，但这所大学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排行榜上，人们根本找不到它的踪迹。相反，那些未来从事教师、社会工作、牧师行业者，其收入则无法与从事商业的毕业生相提并论。

再次，更为重要的是，毕业生的收入无法反映不同大学所具有的不同的优秀品质。正如穆勒所说，一个进了麻省理工学院学习工程的学生，未来一定会比一个进了奥柏林学院学习音乐表演的人挣得多。若是以毕业生最终收入来评估大学的价值，那无疑是狭隘地理解了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理念。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戴尔班科曾经著有《大学的历史、现在与未来》一书。他指出，考察高校要明确为学生毕业后的生活提供帮助，这无疑是件好事，但若仅以收入多少来衡量则是危险的。

哈佛校长明确反对

对政府出台的评估体系，哈佛大学校长福斯特一直持明确的反对态度。早在2013年2月21日，福斯特就在给《纽约时报》的信中写到，将教育的价值等同于毕业生所收到的第一份工作支票的面值，“严重损害了教育之于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未来所应承担的更多的道义与责任”。

福斯特说：“我1968年毕业于布林莫尔学院，此后第一份工作是为城市发展部门工作，起始工资很低，但正是从那时开始，受民权运动与向贫穷开战运动的启发，视公众服务为一种内心的召唤，后来到宾夕法尼亚大学读研究院并留校任教，最终成为哈佛大学校长。那么，当人们评价布林莫尔学院时，难道还要根据我在城市发展部门工作时所领到的第一份薪水来确定吗？”

时隔两年半，今年的9月份，在美政府评估结果出台之后，福斯特在接受哈佛学生报纸采访时再度对此提出批评。她说，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是，我们究竟要评估什么，以及我们怎样去理解什么是优质教育。

她认为，政府主导的评估带有“误导性质”。首先，用毕业生最开始的工作收入及其工作岗位来衡量大学的价值，无疑会阻碍毕业生去进入收入较低的诸如教育与公共服务领域。其次，本科阶段的教育唯有在毕业生人生的未来阶段才会显示其价值所在，甚至要经过多次工作之后才会有所显现。再次，本科阶段的通识教育，其价值无法用现有的政府评价体系去衡量。通识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公民，这正是教育的构架所在，而这一点是很难用任何一种标志可以轻而易举地加以衡量的。

福斯特说，我们应该更多地去想一想教育的品质、实质和目的，而不单单是考虑职业。

虽说美政府大学评估结果遭遇各方的批评，但人们特别是支持者还是坚持认为，这一结果把学生的学术与就业结果结合起来，更加透明化，对于未来的学生及其家庭选择进入何种高校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当然，这一评估结果的价值究竟如何，还有待未来几年内入学的学生加以评说。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