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彬

“老先生的身体真好，一点儿不像这个岁数的人。”

“他呀，天天跟学生在一块。年轻人多了，他都忘了自己多大了。”

这番对话发生在西北大学家属区的一个普通住户家里，记者口中的“老先生”便是这家的男主人张国伟。他是一位老教师，是西北大学造山带地质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在9月初结束的2014年度“全国教书育人楷模”推选活动中，这位年逾古稀的老院士成功当选全国教书育人楷模。

在全国高校中，今年获此殊荣的教师只有两人。

为师：教书是老师的天职

张国伟是河南人，虽然在陕西生活了几十年，但说话时还带有明显的河南口音。从1961年进入西北大学任教至今，张国伟从没有离开过教学一线，哪怕是成为中科院院士后，课堂对他而言也有着莫大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甚至大过了他钟情一生的大陆造山带研究。

“科研是为了什么？在高校，教师当然是主要的科研力量，但科研更应该成为教学的后盾。”张国伟坦言，教师需要一线的科研，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不断有科研成果和科研感觉，从而把最新的科研成果融会贯通在教学中，给学生以最真实、生动的知识。“科研和教学本应密切相关、不可分离，但现在好像不是这样。”

对于目前高校中普遍存在的教师重科研、轻教学的状况，张国伟很不以为然。“教师是干什么的？教学才是老师的天职。这对任何教师来说，都是颠之不破的真理。”

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多年来，张国伟先后承担了8门地质学相关课程的教学。课程种类不算太多，他也很熟悉每节课的教学内容，但即便如此，每次上课前，他还是要精心准备，并把科研新成果融贯于教学中，力求每次授课都给学生新的内容。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认真精神，早在1989年他便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近些年来，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师德先进个人等称号更是对他教学成绩的最好褒奖。

在地质课程的教学中，野外考察是必不可少的一环。多年来，张国伟常常带学生到野外实习、考察、研究。直到2010年，已经70多岁的张国伟才因为身体原因，第一次没有带领学生走进秦岭的深山。而那一年，张国伟已经当选院士12年了。

在他的脑海中，自己始终是一名教师。

为“父”：学生真挚的感情是最大褒奖

从教半个多世纪，除本科生外，张国伟一共指导培养了硕士生27名、博士生26名、博士后10名。他们中间很多人都已成为所在单位的学术带头人，有些人已当选了杰青、长江学者等，而每次和他们见面，都是张国伟最幸福、最高兴的时刻。

“年纪越大，就越来越感到，当教师最大的幸福就是和年轻人如同父子般的关系。”张国伟说，如今不管他走到哪里，哪怕自己已经忘了学生的名字，学生也会对他表现出真挚的感情，这是对他最大的安慰。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前不久的教师节，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北师大的讲话中，强调“做好老师，要有仁爱之心。爱是教育的灵魂，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对于这番表述，张国伟深以为然。而在与学生的相处过程中，如果借用“父子关系”来比喻，那么张国伟无疑是一位满怀仁爱之心的“慈父”。

谢晋强是张国伟的一名博士生。开题时，他感觉方向不明确，便怀着忐忑的心情给张国伟发了个信息。没一会儿，他便收到了张国伟的回电。电话中，张国伟引导他一步步分析，帮助他聚焦论文的方向，整整说了一个小时。而事后，谢晋强才知道，当时张国伟正在去机场的路上。

这样的事情对张国伟而言，简直太平常了。“我们帮年轻人成长，让他们走向社会，为国家、为社会做出实际的贡献，这种心理的安慰就是教师最大的褒奖。教师与学生有最宝贵的感情，我们当然要爱护他们了。”

张国伟是一个“慈父”，更是一个以身作则的“父亲”。

在教学中，张国伟要求他的博士生要博览群书，但又要有重点、中心。但至于“博”是什么程度，他的一位博士生并不了解。到后来，他得知了自己的老师有两吨存书，而且都以不同的方式看过，这位学生在敬佩之余，也明白了“多读书”是怎样一个概念。

事实上，无论在课堂上，还是在野外考察中，无论条件如何艰苦，只要要求学生做到的，张国伟从来都是保证自己先完成。对此，他的解释很简单：“自己都做不到，如何要求学生去做到呢？”

为友：我们都是一家人

在西北大学，地质学研究有着很好的传承。从已故的地学大家张伯声，到张国伟、舒德干，再到更年轻的一批中青年杰出教师群体，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教学科研团队。而在这中间，张国伟无疑是这一团队的“领军者”。面对和自己朝夕相处在教学一线的年轻一代，张国伟又是如何为自己定位的呢？

“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张国伟的话很简单，但也很实在。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却并不容易。

西北大学教授郭安林是张国伟20年前的学生，1988年赴加拿大攻读博士学位，毕业后也留在美国工作。在他身处国外的十几年时间里，每到过年、过节，张国伟都要登门看望或是打电话给郭安林的父母，嘘寒问暖，这令远在海外的郭安林深受感动。

2003年，郭安林放弃了国外待遇优厚的工作和舒适的生活环境，回到西北大学。“先生的人格魅力是召唤我回来的最大动力。”即使郭安林现在已经回国了，张国伟还常常打电话向他的父母问长问短。有一次，郭安林开玩笑地对他说：“我已经是年过半百的人了，您就不要老是‘联系家长’了。”

“其实，学校将来的科研和教学更多地是靠现在的这批年轻人，我们对他们的寄托是很大的。我们希望他们不但能赶上我们，更要超过我们。”谈及和年轻一代的关系，张国伟说。也正因为如此，在关怀之外，他对年轻教师也更加严格。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在日常的教学和科研中，张国伟一方面敢于放手让年轻教师承担任务，但同时，对成果的检验也极其严格。同事们开玩笑说，在张先生的口中，能得到一句“不错”，就已经是相当了不起了。

“西北大学的地学教学与研究有着光荣的传统。地学正在迅速发展，国家和人类社会对地学与人才有新的重大需求。我们希望能把下一代带好，多给他们一些经验教训，提供一个更好的创新发展平台及坏境。因为很多事情，人的一生只能经历一次，我们不想让他们走多余的弯路。这样做，也是在维护西北大学地学教育的传统，更是满足国家发展的需求，为我们现在的学生负责。”张国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