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历时三年的我国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成果首度公之于众，“科技找矿”的作用再次受到追捧。不过，在一些专家看来，当下科技找矿仍停留于对传统成熟技术的应用和推广——

■本报见习记者 倪思洁

时至今日，原地质遥感中心总工程师曾朝铭已退休整整20年。不过，退休后的他仍在思考怎么更好地将遥感技术用到找矿领域。

从2006年开始，他与合作者利用美国的陆地卫星宽带多波段ETM数据，统一应用特征主分量分析方法开展了遥感全国异常提取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发现了大量异常。他们通过各种分析手段，对部分异常地区进行了找矿前景评价。

然而，他将这些成果赠送给多家机构后很少得到回应，而这只是遥感成果推广应用遭遇行路难的一个缩影。

近日，一场着眼于“成果”的新闻发布会在国土资源部召开。3年来，我国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的成果首度公之于众。“地质科技进步显著，指导找矿作用明显。”国土资源部地质勘查司司长彭齐鸣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科技找矿”正被广为宣传。不过，相关专家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当下科技找矿仍停留于对传统成熟技术的应用和推广。如果科技与找矿不能相互推进，那么这种应用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技找矿”。

技术的支撑

随着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我国正遭遇资源短缺带来的发展危机。“立足国内增强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已成为地质勘探领域多年不变的信条。

自2011年起，国土资源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和财政部按照国务院批准的《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纲要（2011-2020年）》，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实施了找矿突破战略行动。3年里，累计投入找矿资金约3500亿元，新发现中型及以上矿产地451个，其中大型矿产地162个。

在指导找矿方面，技术力量似乎发挥了“大作用”。彭齐鸣介绍说，我国10类主要矿床类型的“三位一体”找矿预测地质模型，在具体找矿实践中广泛应用并获得巨大成功。

中科院矿产资源研究重点实验室主任秦克章告诉记者，中科院正致力于探寻深部矿。为了找矿，重点实验室的科研人员正在解决两个问题——“战略问题”和“战术问题”。

“‘战略问题’就是通过成矿背景、成矿条件的研究，判断哪里有矿、有没有可能形成大矿，解决选区问题；‘战术问题’就是致力于层析成像等精细探测技术的探索和升级，并以此判断矿的深度、结构，把矿找出来。”秦克章说。

战略与战术的结合，催生出不少成果。例如，地质预测在淮河以北深部可能发育铁矿；2012年，矿产资源研究重点实验室人员使用短偏移瞬变电磁新方法，在安徽霍邱铁矿北缘找到了深部铁矿，并证实矿体向北延伸，找矿远景很好。

利益的困局

一谈起退休后的工作，曾朝铭就有说不完的话。但当提及这项工作的应用实况时，他有些失落。

“这些成果虽然已分送给一些相关机构的资料馆，但由于种种原因，至今少有反馈。”曾朝铭认为，这极大地制约了遥感异常在找矿预测及实地找矿领域应用水平的提高。

当记者致电曾收到这份资料的中国地调局总工程师室一位专家时，他表示曾朝铭提供的资料“还是有作用的，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找矿线索”。之所以没有反馈，是因为“当时没有约定要做反馈”。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告诉记者，当下各个勘探机构各自为政，缺乏顶层设计和统一规划。一些机构宁愿采用自己的研发技术，而拒绝某些更先进的技术，这样一来最终找到矿就可以完全算作自己的成果。

“现在所有的地质调查都没有离开技术，但一些新的、更先进的技术在推广和应用效果方面还有问题。”该专家说，勘探找矿技术不仅可以用在资源能源勘查领域，还会应用于环境、城市地质等多方面，需要一个专门的部门来统筹管理，但究竟应由谁来管还无法明确。

成果的隐忧

“我们现在很多找矿技术的应用还是推广性的。”中国工程院院士赵文津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

在赵文津看来，当下所谓的“科技找矿”大多是用成熟的技术去找矿，“这只是在推广老技术，并不能体现科技含量，如果用完之后没有新技术的发展，就不能算作‘科技找矿’。”

“真正的‘科技找矿’是要在新技术、新的研究基础上去找矿，通过科技攻关解决问题，并在技术应用中进一步发展、改进、提高、创新。”赵文津说，我国找矿工作中科技力量的贡献还远远不够。

不仅如此，一些找矿技术创新突破本身也受到争议。

新闻发布会上，彭齐鸣在谈到科技力量对找矿工作的指引作用时表示，青藏高原地质理论创新研究有效指导找矿取得重大突破，获得2011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但对这项理论创新研究，赵文津表示质疑。“我认为这些理论很不成熟，需要很好地研究讨论，更不能不许讨论。”赵文津在科学网博客中直言。

找矿技术应用和研究本身也有待完善。“比方说，在遥感蚀变异常找矿技术领域，就很有必要构建一个高效、优质、低成本的遥感找矿模式。”曾朝铭告诉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