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小立

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一名教授涉嫌猥亵诱奸女生的事件，被媒体冠以“诱奸门”，个别报道以“狗仔队”的方式，将举报者的信息也公布出来，仿佛这样才可以吸引更多的眼球。孰不知如此一来，不仅让举报者本来就受到伤害的心灵再次受到伤害，而且很可能让事件中真正应该受到惩罚和道德谴责的当事人将道德负罪感部分地转嫁到受害者的身上。

在涉及法律和道德问题时，揣测动机是毫无意义的。事实就是事实，大家如果把关注的目标都放在事实之上，就完全没有那么多不必要的纠葛。但这可能只存在于理想之中或理论层面，在现实中，人们似乎更容易偏向于了解动机抑或隐私的部分。

在本次有关厦大“诱奸门”的媒体狂欢中也不例外。最初的举报者“汀洋”的身份被披露后，另一位举报者“青春大篷车”信息的披露，恐怕也是指日可待的了。涉嫌猥亵诱奸的一方有“特聘教授”的身份，在此事件中天然地具备着优势，所以很自然地，人们会推测或想象举报者的动机可能不纯，但很少人去考虑，一名有正当职业的年轻女性以自己的隐私作为举报的内容和证据，她本人可能付出的代价有多大？

以动机论得出判断，最现成的例子，就是号称120名厦大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往届和在读学生联名支持和声援被举报教授的公开信的出现。不要说这些学生“年轻，不懂事”，其实恰恰是他们太过“懂事”，所以才会有此不问是非，只讲关系（利益）的行为。

与学生的高调相比，教师在此问题上低调的原因则比较复杂。这其中很大的成分当然是事不关己，且也不了解具体情况，因而不便于随意发言。但还有一个因素也正在变得重要起来，这就是“利益攸关”。笔者做了十几年“建立学术共同体”的梦了，但现在看来，学术共同体至今没有形成不说，“利益共同体”的规模却在高等院校变得越来越大。当教师与教师之间成为利益攸关的同盟时，相互辩解、卫护或者选择沉默就是必然的。

可以想见，国内的考古学界，特别是水下考古界的学者不可能出面评论厦大“诱奸门”的，据说，举报者之一的“汀洋”如今也已在考古界以外谋生了。同行之间碍于面子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如果过多地议论，很可能得罪同行，像诸如课题评审、奖项评审，甚至论文发表都可能受到影响，而这一切又与自身的职称晋升、职务升迁，以至人生前途相关（好在与分房、孩子上学关系不大了），因此，与其徒有正直，不如适应社会，这是如今无奈又具体的“现实主义生存经”。

这里深层的原因不能不说是科研管理体制、机制以及相关的管理理念滞后引起的。这个体制、机制和管理理念在过去的二三十年来起作用，是因为它在短期内将学者数十年积累的学术热情和学术功力发挥了出来，但现在再看，其弊端却日益凸显。因为越来越趋于集中，“计划性”的成分越来越多的科研管理方式并不能解决积累耗尽、后劲明显不足的问题。而从常识上说，没有空间就没有想象力产生的土壤，没有个性就不可能产生独特创新的可能。

现在看来，“集中”与“计划”更偏向于让少数人受益，经费是少数人支配的，舞台也自然是少数人的，多数人只能成为科研工作的旁观者或看客。于是，孤独的表演者永远在舞台中心的一束灯光里表演着折子戏，永远觉得自己最适合表演，永远自我感觉良好，而大多数的看客很可能从此把看戏或者模仿当成了职业。

科研行业不同于其他行业的地方，在于“一夫当关”，不存在“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的问题，因此厦大有人担心涉嫌猥亵诱奸女生的“特聘教授”一倒，从此这个学科的优势便不复存在。可见，问题在于产生这个“诸葛亮”的机制太过单一。因为依照这个机制，往往只有一个“诸葛亮”出现，而不是几个或者一批，况且在许多时候，这个独一无二的“诸葛亮”还不能完全令人信服。

回到厦门大学教授“诱奸门”上。既然在此时，学生的唐突和教师的沉默都给学校的名声带来了负面影响，或者这样说，在教师与学生都不起作用的情况下，大学管理者的作为与否就是关键。

大学管理最应该克服的是“一颗老鼠屎坏一锅汤”的思维。因为一位教授出了事，不等于其他教授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这里还是要遵循法律上的无罪推定原则。像现在这样，习惯性地“捂盖子”，看上去是保护教师，实际上更容易让人产生对学校以及所有教师的怀疑，倒不如客观地说明情况，公布调查程序，最终公开调查结果。看来，大学管理者需要学习现代文明的地方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