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餐特权”事件发生后，厦门大学女教授谢灵面对舆论质疑时，曾说，“邹恒甫，北大那么大的教授，也跟北大照样打官司，你厦大干嘛不跟我打官司？”
她口中的邹恒甫，曾经是北大教授，一样扮演了多年的“刺头”角色，炮轰高校官僚化，痛批学术腐败。最具爆炸性的炮火，发生在2012年8月，他在微博上指责“北京大学的院长在梦桃源北大医疗室吃饭时只要看到漂亮服务员就必然下手把她们奸淫”，令公众一片哗然。他甚至说，“除了邹恒甫，北大淫棍太多”。
这场风波，至今仍未了结。北大和北京梦桃源餐饮有限公司随后起诉邹恒甫侵权，损害名誉。2014年1月，案件一审后，至今仍未宣判。
而作为旁观者的邹恒甫，一直在关注厦门大学的谢灵，多次在自己微博里声援，引为同道。
他说，以前有人大的张鸣，现在有厦大的谢灵，而中间的则是他自己，邹恒甫。
“矫枉必须过正”
南方周末：你第一时间在微博上关注厦门大学副教授谢灵批评校长享受就餐特权的事情，算是声援吗？
邹恒甫：我在微博上写过两段话——谢灵暴露厦大的官僚问题，本乃小事。但是官僚的本性就是不容许小民吭声。谢灵这样的教师在中国各大学都有，而朱崇实这样的官僚在中国各大学更是大大地有。我们只有领导治校，所谓的去行政化或教授治校不过是空谈。
南方周末：你也曾多次炮轰自己学校，你会给谢灵个人什么样的建议或提醒？
邹恒甫：我的一贯做法是把事情公开化，敢于第一个吃螃蟹。学校里不少官僚最喜欢捂盖子，不敢面对学校里存在的丑恶，怕丢了自己的乌纱帽，他们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完全缺失。
当这种人看到我的公开信或博客及微博言论，总是惊慌失措，矢口否认，大喊匪夷所思。谢灵这几年公开厦大内部的腐败淫乱，我都在微博里给予了特大支持。谢灵根本不用害怕公开事实，因为真正怕事的是捂盖子的部分学校官僚。现在舆论一闹，校长不就闭嘴了吗？
南方周末：以这样一件就餐特权的事情，来否定一个校长，是不是也会显得太武断？
邹恒甫：厦大校长面对这样一件小事就发飙，恰恰相反，没有对吴某乱搞女学生彻底清查；而纪某是被情妇曝光的。更有甚者，这么多年来对吴某诱奸女学生一事完全是不闻不问。厦大校长和其他许多学校的领导一样，遇到本校的黑暗的腐败事情，总是捂盖子，当睁眼瞎。这是中国高校许多领导的一贯作风。
南方周末：舆论出现了分化，有些人认为就餐特权之事，并不算什么，甚至“校长到食堂就餐”已经很不错了，批评者在小题大做，夸大其词。
邹恒甫：学校领导现在经常到学校食堂吃饭是这两年来“反对四风”并执行“八项规定”的结果，谈不上“很不错了”。厦大校长应该感谢谢灵对他的批评。
一旦自己的母校爆出这些丑闻，绝大部分校友就好像义愤填膺，还觉得自己的母校被人侮辱了一样，一点是非观都没有。
南方周末：谢灵事件的困境在于，十年来体制内严肃表达意见，一直不被理睬，似乎逼着批评者“语不惊人死不休”？
邹恒甫：我自己的情形跟谢灵的困境完全不一样。我从来都是天马行空，我行我素，开口就是批评国内学术界的不正之风，抨击腐败淫乱的丑恶现象。当然，我的批评一贯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因为矫枉必须过正。我认为，只有下猛药才会引起社会高度重视。
批评的尺度和边界
南方周末：2012年8月21日，你在新浪微博上披露“北京大学院长奸淫服务员”的事情，北大起诉你损害名誉，你自己后来也坦承了确实只是指个别人，而不是泛指。你现在怎么看待当初的被认为夸大的披露？
邹恒甫：我当然不是指北大所有院长、系主任和教授都是淫棍！我怎么会那么无知呢。夸大或泛指只是为了惊醒那些对腐败淫乱熟视无睹或极力捂盖子的部分学校领导。北大内部有不少师生私底下谈论校内的腐败淫乱，但也无一人敢像我一样振臂高呼，给淫棍们当头一棒！我指出的腐败淫乱在北大有，在其他学校也有。厦大最近几年暴露出来的不就是明证吗？
南方周末：批评的权力，是否也该有边界和尺度的概念？
邹恒甫：只要不违背党纪国法，任何批评都是可以的，无所谓边界和尺度。至于策略，我自己蛮喜欢夸大和走极端的，这样我就感到特别过瘾。
批评从没有善意和恶意之分。还是那些老话：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南方周末：厦大校长的回应，称谢灵存在学术不端。面对批评者，你认为大学什么样的反应才是恰当的？
邹恒甫：谢灵对学校的批评是一回事，而谢灵的学术不端是另外一回事。如果谢灵真有学术不端行为，我希望厦门大学学术委员会和教授委员会严肃处理这个事情。抄袭剽窃已经腐蚀了中国大学的各个学科，又有哪几所大学真正严肃处理过这些学术罪人呢？！我悲愤。
而批评，假定某一个教授批评的话有些错误，但总不会是百分之一百错误吧？所以，对谢灵我是非常同情的。厦大校长应该面对谢灵的批评，反省问题，认真调查，出出汗，洗洗澡。而不应该顾左右而言他。大学要遵循蔡元培先生提出的兼容并包、海纳百川、学术自由的大学精神。
批评母校有多难
南方周末：相较于笼统地指责学术腐败，高校行政化的批评，真正站出来向自己供职的学校开炮的老师，凤毛麟角，为什么会这样？
邹恒甫：其实，各个大学的教师和学生私下对自己母校里存在的腐败淫乱的议论是非常多的，但是他们确实敢怒不敢言。因为他们的生计和命运常常被学校所左右。我对绝大部分人只在私下议论，而不把事情摆到桌面上的行为感到失望。要说就公开说，不要搞两面派。中国有句老话：枪打出头鸟。如果大家都说出来，大家就都是出头鸟了，那还有什么可以畏惧的呢？
中国还有一句老话：家丑不外扬，为尊者讳。其实这种道德伦理是极端有害的，对学术的进步有百害而无一利。这些年我们国家敢于正视官僚腐败行为，老虎苍蝇一起打，这不就是暴露自己的家丑吗？这正是国家进步的必要条件。
南方周末：大学本应是自由精神的孕育地，为什么批评精神还是在日益丧失？
邹恒甫：高校存在的这些大问题，无数的学者和专家都做了深刻的解剖，提出了汗牛充栋的解决方案，我都不好意思赘述了。看到哈佛、耶鲁、斯坦福、芝加哥、普林斯顿等世界一流的大学，我们似乎无动于衷，还在行政化和官僚化的校园内打转转，喊尽了口号，而没有任何彻底改变现有体制的实际行动，我感到莫名的悲伤。
南方周末：你个人的学术和生活，因为过去的系列炮轰学校的行为和官司，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会不会被视为异类，很多人敬而远之？
邹恒甫：除了我因北大的官司被限制出境，没法到美国看望我的亲人外，我的生活没有丝毫变化。我在北大和其他大学的朋友也越来越多了；我在社会上更广为人知，大家都盛赞我把窗户上那一层薄纸捅了个大窟窿！
南方周末：会不会觉得在大学里做一个批评者反对者是一种吃力不讨好的行为，而选择以后有所保留？
邹恒甫：我非常看淡这个。坦率讲，我的家人、同学，我的亲戚朋友或者社会很把这个事情当一回事，我根本不在乎这个事。我为中国教育受点这样的委屈算个屁。以前有人大的张鸣，现在有厦大的谢灵，都非常好。希望全中国各个大学都充满这样的刺头。
除了炮轰，还可以做什么？
南方周末：既然国内的高校问题如此普遍，你为什么没有考虑远离它，仍供职在这个体制下？
邹恒甫：这二十多年来，我所从事的经济学和金融学教育都使用世界最前沿、最高级的英文原版教材和论文。我的办学模式已经由我和我的同仁普及到中国的每一个大学了。我高兴都来不及，我怎么会因为这点小小委屈而把我现有的事业抛弃呢。
南方周末：人们总说，批评容易，建设难。除了扮演“刺头”公开批评，上书领导外，作为大学教师，还可以做点别的什么？
邹恒甫：我一贯认为，一个真正的学者就是要边喊边叫边干，干字当先。我们的现状是边喊边叫的人还存在，但是真正干的人太少了。你看看经济学领域，所谓著名的经济学家都在搞媒体、论坛和峰会，同时还兼任多个独立董事，哪有时间真正搞学问呢。他们口头上也在呼喊改变大学行政化、官僚化的现状，殊不知他们正是造成了经济学学术的堕落。
南方周末：你也在外国留学多年，国外大学是否也有教授会这样在公共平台上公开批评自己学校的事情？
邹恒甫：这种事情太多太平常了，我当了终身的正教授或者副教授，那我怎么说学校都无所谓。在这儿，我转述两个极端例子。
第一，2005年，哈佛大学校长萨默斯在一次经济学实证研究的学术讨论会上谈道：“女子在科学和数学领域成功的概率略小于男子的原因是男女先天性别差异。”当时，MIT的一位女教授站起来反驳萨默斯并愤怒地离开会场。随后，此事在哈佛校园引起轩然大波，遭到部分教授猛烈炮轰。而次年，萨默斯则因在学校与部分教员不和而辞职。他的下台与其上述观点有很大关系。
第二，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高锟（诺奖得主）面对高呼“高锟可耻”的口号，只以“笑笑”回应。学生报也高喊高锟“八年校长，一事无成”。有记者采访高琨，“校长！你会惩罚这些学生吗？”高锟回头反问那个记者：“惩罚？我为什么要罚我的学生？”后来得知，正是那位骂他一事无成的学生，每年都享受高校长的资助。
南方周末：那如果不是终身的教授，在国外，教授们会不会也有所顾虑？
邹恒甫：当然有。但是在美国大学里，教授的流动性非常大。俗话说得好，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美国非终身教授骂完校长或院长之后可以主动离开，他们很快就可以在另外一所大学获得教职。正是这种极端的流动性，才使得美国大学校长或院长不愿意和非终身教授对立。 （原标题《“以前有人大的张鸣，现在有厦大的谢灵”，而中间的则是：“刺头”邹恒甫：大学应该珍惜和感谢谢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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