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小立

近日，笔者接受南方某媒体有关南科大问题的采访，可惜相关内容未蒙全部刊登。其实，笔者主要表达了两个见解。一是南科大改革实验无所谓成功与失败，我们在教育改革（也可以说任何的改革）上应该超越这种对立二分的思维方式。因为对于改革的探索者来说，这样简单的对立二分式的评判并不公正。二是南科大的“特区模式”不适应当下中国大学改革的实际。

之所以断言“特区模式”不适应当下中国大学改革的实际，是因为这种模式一般是出现在改革的初级阶段。以深圳特区的设立为例。在改革开放之初，人们的思维和认知多停留在文革后期，邓小平提出在深圳创办“经济特区”，即是用实践的方式破除观念的屏障。而从整体上看，当今中国社会的改革已经进入了“深水区”，具体到大学本身，进一步地深化改革也已形成了基本共识。在这样的情况下，“特区模式”的引领和示范作用不仅变得极其有限，而且可能事与愿违，在客观上阻碍了大学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开展。

毫无疑问，近三十年中国经济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的，但教育模仿经济发展和改革的方式，却不见得成功。因为经济与教育有着本质上的差别。“经济特区”化后可以产生直接的经济效应，这个效应又很快地通过一系列数据和产品展现出来，于是形成连锁反应，市场不断开拓、产业不断扩大，乃至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从表面上看，教育的效应也可以用数据来体现，如毛入学率、在校学生的比例、博士生、硕士生的人数以及SCI索引论文收录的数量等等，但当这一系列量化指标上升后，教育的问题却日渐凸显，不仅是应试教育让人才的知识结构单一化和窄化，更关键的在于大学以及中小学教育对整个社会的思想建设和道德建设的影响力变得越来越小。

从某种程度上说，“教育特区”的思维是在“经济特区”的成功启发下产生的。“教育特区”的表现早已让人们耳熟能详了。“基地班”“实验班”“大师班”以及“少年班”出现时轰动一时，现在则大多不了了之。而虽然有的“班”由于大家对“成功”标准的看法无法统一，至今难以达成一致，但其影响亦烟消云散了。

这是因为“特区模式”运用到教育上，不仅违反了教育公平，也与基本常识相抵牾。从教育公平上说，受教育的机会均等是基本原则；而从基本常识上看，在大江大河里养的鱼，比在鱼缸里养的鱼，不仅成才率高，经得起风浪考验，而且在社会文化的普及面上也要广得多。

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中国大学的改革应该是在现有基础上的推进，而不是再造一个“特区”。因为从时限上看，教育的特区，从建校、招生到本科毕业以及接受社会对人才水平的检验，有一个较长的周期。也就是说，即便产生效应，也至少需要十年左右时间——大学改革本来就滞后于经济领域，甚至社会领域，它不可能等上十年再行动。没有获得实际效果，就不可能得到大学的主体师生的支持，而没有实际效果的行为却可能因触动了行政系统的既得利益，产生阻力，而诸多阻力的日积月累必然让改革举步维艰。

要知道，在当下中国，阻碍改革的力量有着很冠冕堂皇的理由。他们往往也把自己打扮成“改革者”，以另一种方式的“改革行为”来阻碍真正意义上的改革。我们天天在那里说，要人性化地管理，但人性化管理的首要原则是尊重个体的人，而不是只尊重不得不尊重的“大牛”。所谓的“改革”，也不能总是以处处设限，动辄以惩罚机制相告为表现形式。

“特区模式”其实是谋求一种行政特许，是在行政特许之下的行为。而行政特许则是有条件的，条件之一便是可以立即见到效应，这是现有行政体制和评价机制所决定的，自然也是可以随时变化的。南方科技大学原来的设想是办成“中国的加州理工”，按照世界名校级的标准，退一步看，起码应是相当于“985工程”直属重点大学的层次，可是现在却成了深圳市的大学之一，这个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充分反映出以“特区模式”改革大学本身的困境。而从根本上说，借助行政的权力来“去行政化”，从一开始就是被动的，也不可能取得实质性的效果。

从当下中国大学的现状看，行政主导的大刀阔斧式的改革只能引起更多新问题和新矛盾的产生，因此，“不折腾”才是基本原则。在这个基本原则下，将教师和学生作为主体而不是作为改革的对象，时时刻刻为所有师生创造实实在在的条件和均等的机会，才会让改革落到实处，真正惠及民生，进而重振大学的社会威望，重新焕发出大学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