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小立
近日，2013年辽宁省文科状元刘丁宁从香港大学文学院休学，准备通过一年复读、重新参加高考，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追求纯粹的国学”。消息经媒体披露后，港大和北大校方都作出了回应。相比之下，港大的回应明显更规范。虽然从他们的回应中不难读出无限的惋惜，但一五一十，有问必答，精确务实，又不乏对刘丁宁个人选择的尊重。
再来看北大的回应。实际上，北大的新闻发言人和中文系的领导面对媒体说了那么多，只有一句有实质内容的话，即刘丁宁“想读北大中文系，必须通过正常的途径和程序，北大不会直接录取”。可是，如果认真地想想这句回应要表达的意思，却十分模糊。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北大拒绝录取刘丁宁，也就是说，刘丁宁现在转学北大是不可能的，必须参加明年的高考，等分数达到北大的录取分数线才予以考虑。当然也可以理解为北大的大门并未关上，因为“不会直接录取”，还可以“间接录取”，比如签个意向书，明年通过自主招生录取；也可以搞一个能力水平综合测验，然后转入北大。
所谓“通过正常的途径和程序”似乎也有很大的灵活性，比如刘丁宁写一份正式的转学申请，盖上香港大学的公章，直接递交给北大有关部门，这算不算“通过正常的途径和程序”？如果算，那么，北大也有可能同意刘丁宁同学的转学了？
进一步看，这句话的模棱两可之处就在于“正常的途径”和“（正常的）程序”上。因为北大的“正常的途径”和“（正常的）程序”是什么，非一般人所能知晓。北大校方不加以明确的解释，引发公众“官僚主义”的联想自然在所难免。
不用去责怪公众。现实中，对于“程序”的滥用，已经让“程序”的意义发生了变异。“程序”不再是一道门而成了一堵墙。比如我们感冒去医院，走“程序”的话，可能就要先去拍个片，证明不是肺炎；如果岁数大一点，还可能被要求去做个心电图，……结果走了一套“程序”，最后只开几片“白加黑”：白天吃白片，晚上吃黑片。这等于是绕着墙，白走了一大圈。
如果北大也这样将本身不合理的“程序”坚持到底，砌墙而不是开门，刘丁宁的前途很可能就因此耽误了。
其实，爱护一个人才或者有潜质的青年，最怕就是给他（或她）面前砌一堵又一堵墙，以“磨难”的方式提供所谓“财富”。虽然真金是不怕火炼的，但现实中，制造“磨难”的人不甚光明的心理和手段，却是不值得仿效和提倡的。
走程序有正常和例外之分，也有古板和灵活之别。在正常情况下，我们不主张破坏规则，按程序进行无可厚非。但规则或程序有合理与不合理的问题。即使有程序和规则，也不能以现有程序或规则而一拒了之，或内外有别，只跟当事人解释，不回应公众的诉求，特别是当这一事件成为公共事件后。
以北大在中国高等教育界的地位，“途径”不畅，就应该通而畅之，“程序”不完善，就应该完而善之。这样的探索，对北大何难之有？北大不破冰，孰来破冰？
北大历史上是有破格先例的。1916年，北大的校长蔡元培凭《究元决疑论》聘任只有中学文凭的梁漱溟为讲师，传为历史佳话。就刘丁宁来说，她本身是具备令北大破格录取的条件的。在这里，状元成才率不应成为障碍。因为按照现有大学录取标准，高考成绩仍是相对比较公正的。假设当初这位考生没有被港大挖走，而是径直报考北大，北大会拒绝吗？
另外，刘丁宁进入香港大学学习才一个月时间。这一个月，有些大学的新生还刚刚完成军训，正式的课程教学还未开始。因此，学习上不存在跟不上的问题，生活上更不存在不适应。这时候，再以“通过正常的途径和程序”的理由绕圈子，就显得苍白而没有人情味了
特事特办需要智慧，但智慧是由人的行为体现出来的。本来北大领导完全可以在这件事上表现出相当的智慧。比如组织中文系的老师集体商讨，甚至发起全校师生网上投票。
应该看到，录取刘丁宁，是只会给北大加分，不会减分的。对北大而言，这还不只是重塑形象的问题，更是一次改进和完善相关机制，推动中国大学改革进程的契机。
我们的大学需要智慧，这个智慧需要体现在各个细节之中。笔者更愿意将“智慧”表述成“优雅”。因为有时候“智慧”会被理解成一种策略，进而成为一次性的技巧，而“优雅”更多地体现在非功利性的气质上，是持续性的展现。
我们希望北大以及中国所有的高等院校都有一种优雅的意识，并且在教学、研究和管理上，渐渐体现出一份优雅。为重新赢得社会公众的信誉和口碑，也为了给学生树立一个活生生的榜样。 （原标题《北大本可以更优雅》）
《中国科学报》 (2013-10-17 第5版 大学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