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改革的核心问题依然是去行政化、高校自主权和招生改革，南科大最初的改革正是抓住了这三个核心问题，才赢得了大家的赞许，而最后也正是由于在这三个问题上的处理不当，才使得人们如此失望。
■本报记者 陈彬
图片来源：南方科技大学
不久前，南方科技大学2014年自主招生能力测试正式举行，超过3000名考生走进了考场。他们中间注定会有人在几个月后，迈进南科大的校门。只不过那时的南科大可能已经“换了天地”——南科大首任校长朱清时届时可能已经离任。
从2009年接过南科大校长的聘书至今，5年的时间里，朱清时和他治下的南科大给中国的高等教育带来了太多话题与争论。一直以来，国人眼中的南科大都是高教改革的“试验田”，如今，五年春秋已逝，这块试验田收获的除了改革成果，恐怕最多的依然是“是”与“非”的无尽争论。
关于成绩——接近成功or已经失败
“南方科技大学”首次进入公众视野是在2007年。那一年，在深圳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筹建南方科技大学”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然而直到2009年朱清时入主南科大后，这所“新式”高校才正式开始了属于自己的改革之路。
“南科大刚开始建立的初衷是模仿香港科技大学，通过在制度层面的彻底改革，短时间成为高水平研究性大学，而这其实正是国内几乎所有关心高教界人士的共同愿望。”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校长顾也力如此表示。
“深圳创办新学校，按照新机制和新体制来办学，就可能实现我的梦想。这对我是一个挑战，我愿意迎接这个挑战，为高校改革的突破搏一搏。”在刚刚接手南科大时，朱清时曾满怀希望。
然而，希望并不等于现实。
从南科大成立之日起，顾也力便一直关注着它的每一步发展，曾经他也对这所学校充满期许。但几年时间下来，他投向南科大的目光里，“期许”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份失望。
“没有什么成果，”顾也力直言，南科大改革最让人期待的是去行政化、对高校自主权的争取，以及对自主招生体系的完善。然而从实践上看，南科大五年的“改革”之路，更像是对政府现行体制的“妥协”之路。“目前，南科大无论从内部架构还是招生方式，都已经被划到了‘体制内’，这也标志着南科大改革的失败。”
顾也力的观点代表了很多人的总体态度，即此次改革更像是一场闹剧。但也并非所有人都如此悲观。比如在采访中，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原所长唐安国便坦言，对于南科大，很多人太过苛求了。
“无论如何，朱校长和南科大都是高等教育改革中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们能够找到一批有识之士，将这所学校办起来，本身就已经接近成功了。”唐安国表示，南科大近几年充满斗争与妥协的发展之路，其实已经在原本僵化的教育体制上，打开了一个缺口。
“我们不能否认南科大改革存在诸多问题，但更需要看到，自南科大之后，包括上海科大在内的一批新式高校正在出现，国家层面也在进行更多的改革尝试，谁又能说这中间没有南科大改革的刺激呢？”唐安国说。
“去行政化是一个梦,我给自己打分是做到了及格。”这句话出自于朱清时本人，也可以算作他本人对于南科大改革成败的一种评价。而对于唐安国所说的“刺激作用”，作为校长的朱清时也曾有过类似的表述，例如对于南科大在招生方式的创新，他就曾坦言，自南科大作出改革后，已经有五六所高校效仿，这让他“很受鼓舞”。
关于妥协——决策失误or政府小气
无论对于南科大改革本身功过如何评价，有一点是几乎所有人的共识，那就是在改革过程中，朱清时和他的南科大有着太多的“妥协”与无奈。
以招生方式为例，建校之初，南科大设定的招生方案为“4＋3＋3”模式，即高考成绩占40%，平时成绩占30%，能力测试成绩占30%。但最终这一模式变成了“6＋1＋3”，高考成绩所占比重被大大提升，这也被外界解读为对现行考试模式的回归。至于南科大对行政级别的“定位”，更是引起很多人的口诛笔伐。
对此，朱清时曾作过解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也打过这样的比方：“我们爬山会找阻力最小的路上去，走直线会很困难。我们只是选择困难小点的路走。”
无论是妥协还是智慧，对于这种改变产生的原因，不同的人有着不同解读。
比如，在采访中，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别敦荣便将其看成自身战略失误的必然结果。“从道理上说，南科大的追求没有错，但这种追求已经超越了现实体制和高等教育管理环境的许可，这就导致南科大在改革过程中，面临着几乎无法克服的困难。学校要生存下去，也就只能妥协了。”
别敦荣表示，在这方面有很多事例，比如，对于行政级别的摈弃，虽然在方向上无疑是正确的，但在现行阶段却太缺乏可操作性，与现行体制更是格格不入。“把自身和教育部放到对立面，理想是对的，但在操作上却犯了战略性错误。”
然而，在另一些人看来，“犯错误”的并不是南科大，而是现行体制。
“南科大的任何一项改革措施都不‘超前’，每一项制度也都是符合教育规律的。既然如此，该改变的就不应该是南科大本身，而是教育主管部门。”顾也力说。
在两会上，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顾也力曾经直接向教育部领导提议，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试验区”，曾经在体制层面享受了太多宽容。如今身处经济特区的南科大，也应享受这种宽容的体制环境。“但直到今天，南科大身上的束缚依然不见减少。”
拿深圳特区举例的并不止顾也力一人。“深圳刚刚建立特区时，政府开了多大的‘口子’？为什么在南科大身上，政府就不能管松一点？”采访中，唐安国也表示，改革本身就是一种突破，不能“齐步走”。“政府没有允许高校在少数点上进行突破，这种制度压力本不该由南科大承受。”
关于影响——改革“孤岛”or影响已成
很显然，南科大这个高教改革“特区”没有得到足够的政策扶植，而它产生的影响也远没有脚下这片土地对中国改革开放所产生的影响深远。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虽然南科大的改革轰轰烈烈持续了多年，但放眼国内高等教育领域，响应者却寥寥无几，大家似乎都在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看着这所学校与体制之间的争斗与妥协，以至于某高校老师在自己的博文中曾作出这样评价——南科大在裸奔，朱清时很孤独。
“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项政策措施是南科大提出后，在全国得到推行的，也没有出现南科大提出诉求后，其他学校跟进的情况发生。南科大的诉求都是他自身的诉求，并不具有普遍性。”别敦荣的一席话，很好地代表了南科大目前的处境。
朱清时确实很孤独，原因是什么呢？
对此，顾也力给出的回答是：“首先南科大自身改革在实施过程中毫无亮点，导致其他高校即使有心相应，也缺乏‘抓手’；其次，国内大多数高校在多年形成的巨大体制惯性之下，也缺乏与之相呼应的动力，而这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则来自于教育主管部门长期以来‘家长’式的管理……”
“这三者彼此‘呼应’，谁都难逃干系。”顾也力说。朱清时的孤独是否意味着这五年改革对中国的高等教育就没有产生影响？
“若干年前，当深圳特区建立时，也曾引起举国震动。但时至今日，它的发展对国内经济形势还能产生多大影响？”唐安国说，“任何一项改革的影响都不会持续，南科大通过在固有体制面前‘揭竿而起’，其影响已经形成，至于最终改革成败，那是另一个问题。”
“不管南科大走到哪一步，不管朱清时是成功了，还是因为多种原因失败了，南科大的价值已经体现了。”在两年前的一次采访中，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说。
关于未来——原地踏步or谨慎求索
在有关“影响”的话题上，别敦荣谈到了自己的担心：“南科大改革的困境，其实有可能给之后的改革者造成一种负面影响——原来改革如此艰难，我们还是算了吧。”
对此，在一次接受采访时，原南科大筹备办副主任韩蔚曾经有过类似表述。
不过，在中国的高等教育领域，改革依然是大势所趋。既然如此，仅就改革的本身而言，南科大能给未来“不惧阻力”的改革者们哪些启示呢？
“先进的理念、理想的模式应该怎样付出实施，如何与政府行政体制相融合，使政府行政体制认同这些理念和理想模式，并从中汲取有用元素进行推广、普及，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在这方面南科大的探索应该取得很好的经验，但现实却并非如此。对着干肯定不是最佳选择，可以说，在这方面南科大太缺少智慧了。”别敦荣说。
“中国教育改革的核心问题依然是去行政化、高校自主权和招生改革，南科大最初的改革正是抓住了这三个核心问题，才赢得了大家的赞许，而最后也正是由于在这三个问题上的处理不当，才使得人们如此失望。”顾也力说。
似乎只要涉及南科大，即使是在讨论未来的发展，人们也免不了将落脚点放在有些尴尬的现实上，这也从某种角度印证了别敦荣和韩蔚的担心。也许正是因为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有学者不忘提醒人们“保持乐观”。比如，在大家纷纷对南科大表达失望之情时，就曾有人在网上直言：“只要实践，即使仅仅是从零走到一，也是一种进步，但如果不改革，我们便只能原地踏步。”
事实上，对于自己的使命，乃至南科大的使命，朱清时都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也曾坦言，南科大的教改实验具有颠覆性的意义，不可能单由南科大一个学校从头走到底。“南科大的历史使命就是先宣传和弘扬‘去行政化’的理念，不一定非得是南科大最后去行政化成功。这个理念一旦在社会上形成共鸣，就会有很多人跟着做。”
希望真如朱清时所言，无论南科大的改革是否成果，后来的继承者队伍都能够越聚越多。也许只有那时，才能如他所望，“再过十年二十年，中国的教育已经在走南科大的路了，我们成了先行者……”
《中国科学报》 (2014-04-03 第5版 大学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