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岁的邓希贤像往常一样来到一间老居民楼的小屋，把准备好的材料码整齐放在桌上，等候来自杭州向他咨询“挑战杯”竞赛事宜的师生。就在这一天，“神舟十号”正上演着“太空课堂”，这位从事科普工作25年、已经退休在家的老教授却没有时间收看这一科普教育活动。
小屋里最多的就是一堆堆参赛材料，材料的主人是高校领导、老师、学生和家长，他们是造访此处的常客，目的通常也只有一个， 让邓希贤“指点”以能够在比赛中脱颖而出。“挑战杯”竞赛所带来的荣誉和背后的利益，让参赛者把这位有13年“挑战杯”评委经历的老教授的“指点”当作“圣经”。
1997年，65岁的邓希贤老教授退休。这位生理学教授，曾担任国家南极研究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生理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所长，为我国的医疗事业操劳了大半辈子。不论是提出高原性心脏病新的分型方案和诊断标准，为青藏铁路奠定下必不可少的基础，还是参加中国南极考察队长城站的科学考察，或者培养出的数十位研究生，邓希贤所取得的成就和荣誉都能让他度过一个舒适平静的晚年。
但邓希贤却因为天文学家王绶琯的一次邀请，彻底放弃了“退休”的念头。这位痴迷天文学七十载的老人认为，一个30岁左右的杰出科学家在他的“主领域”做出“成名的贡献”，那么也许在他24岁左右就已投身这一领域。所以，孩子十六七岁时，能否得到“走进科学”的机会至关重要。在他的邀请下，邓希贤和他一起发起了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并全程参与俱乐部的活动。这一参与，就是二十载。
从筹办“诺贝尔科学奖百年展”，到录制诺贝尔科学奖电视专题片，再到担任包括“挑战杯”在内的全国性竞赛活动评委，邓希贤对于科普事业的热情丝毫没有因为年龄而减退，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从知之，到好之，到乐之，现在反而越来越有乐在其中的感觉。”
“其实科学并不难，创新也并不难，但学生有时候缺少一点‘另类思维’，” 邓希贤认为，这是一种“前无古人、不合潮流、违背共识、挑战权威”的精神。
他最担心的就是，如今的孩子“不会提问”：满堂灌式的教学把科普变成了科学史，“没有把创新的理念提炼出来”，孩子就不会质疑，不会思考。也因此，诺贝尔奖获得者卢瑟福的故事常被他挂在嘴边——
卢瑟福不仅自己获得诺贝尔奖，他培养的学生中也有近10人成为诺贝尔奖得主。他每天去实验室巡视，看到学生只埋头做试验就质问他：“你用什么时间来想问题？”每每有学生向他咨询，卢瑟福也会先问：“对这个问题你有什么自己的想法？”邓希贤也是如此，面对急着赶来北京咨询他“我的作品应该怎么改”的学生，他常常反问，“你这个作品的创新点到底在哪里，自己想清楚没有？”
“学会提问”是邓希贤反复要求学生做到的，“没有学会提问就不可能培养创新思维，拿比赛来说，不多问自己几个为什么，怎么应对评委老师的提问？”
有时候，学生拿着上百页的材料来找他辅导，他直接打回，要求学生删减一半再来找他，“评委在30个小时内要看完十多个作品材料，哪里有时间一字一句去看？”因此他要求学生务必将重点和创新点提炼出来。邓希贤说，第九届“挑战杯”获得一等奖的作品——“恐龙灭绝的可能分子机理”，全文才不过6页。
而到了终赛阶段，每个作品都有自己创新的地方，关键就是展示部分了。“有时候看着学生讲不出来，就像茶壶里倒汤圆——倒不出来。”邓希贤感到惋惜，到了最后阶段，就是细节决定成败，虽然获奖名额有限，但他相信参赛的过程对于学生来讲就是一种收获。
然而，让他更为担忧的是，如今的一些科技比赛变了味儿，原本最应该受到重视的备战过程却演化成了“只问结果”的堆积和拼凑。
前不久向他吐苦水的一支参赛队让他印象深刻，学生不解为什么自己在省级赛中还保持第一名的成绩，到了终赛就没有结果了。邓希贤无奈，“比赛不是成果展示会，追求高大全反而掩盖了学生团队的创意和创新，我们更希望看到的是参赛过程中学生创新思维的提高。”
科研习作的目的也并不在于出成果，而是对实际生活有所帮助，能够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但现在的趋势让邓希贤苦恼，“如今有些学生为了得奖，把掺杂其他人成果的研究作品上交，自己的贡献却并不明显”。
尽管邓希贤从不拒绝每一个来访的师生，但有一类人却让老教授皱起眉头——家长。他指着房间一角说，家长来的时候，角落里都能堆满礼品盒，“他们太功利了，急着让孩子拿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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