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分级是“血统论”吗？国家已低调废除高校“985”、“211”工程的传言，给原本就非常热的高校分级、教育公平话题加了一把火。的确，“985”、“211”工程不仅让大学之间的差距加大，甚至还成为毕业生就业时遭遇到的“硬指标”，将一些能力优秀却出身非名校的学生拒之门外。企业的招聘策略是否涉嫌“歧视”、是否应该因此取消高校分级只是问题的一方面，而且或许是最为浅表的一方面，优化高校资源分配，进而支持高校发展，营造真正培养人才的氛围空间，或许才是背后更为根本的问题。

公众的诉求更应当集中于行政意志如何与教育规律、科研规律相契合的问题上，并能够清醒地认知教育与科研——大学的两大使命内在的差异性。

尽管教育部明确表态现阶段不会废除“985”、“211”工程，民间对于“985”、“211”称号存废兴起的讨论高潮并未停息。一些企事业单位在招聘时，公开或暗地里以毕业生是否来自上两类高校为标准筛选简历，又将讨论的焦点引向了就业公平领域。

一篇名为《高校分级的本质是“血统论”》的文章，提供了一种看上去很有说服力的观点：“985”高校的毕业生并非都是可用之才，普通高校也有不少能力强的毕业生，用人单位如果一刀切地断绝了后者的路径，不利于人才的优化配置，更是对就业公平的挫伤。观察者还发现，现在用人单位招聘应届生时，不光要看你学历怎么样，还要看你“第一学历”如何——就算应聘者经历千辛万苦考上了名校的研究生，只要你本科学校不起眼，也可能在第一轮被刷掉。这种论述似乎构建了如此情境：辛苦奋斗数年，还是败在一纸文凭上。

教育问题千丝万缕，最忌讳的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当人们强调对弱者的关怀，就吹起公平的号角；而看到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的不足，又鼓励区别投入，主张集中优势做强几所学校。考上一所“好大学”，是中国高中毕业生和家长的共同期望。大学对人才的塑造作用没有人能够否认，从不同层次、不同培养目标的大学出来的人才当然不同。

回到“985”、“211”的本质，其实相对于学生，高校的教研工作者对这一名号抱以更大热情。它们的设立，是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研究型大学”。除了标签以外，“985”、“211”的本意在于资金分配，而且主要是科研资金分配。这两个数字代码背后，意味着更多的实验经费以及学校有能力聘请更优秀的师资人才。至于学生从中的受益，大多还是间接的，比如说有了好老师可能课堂教学效果更好；学校实验设备丰富，学生也可以参与科研等。

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一个科研资金的分配体系能转化为用人单位乃至民众对学校优劣的集体信仰？即便是北大、清华这样民间公认的名校，也有大量毕业生从事的工作与科研无关，他们的人生轨迹与“985”那每年几亿的资金究竟有何联系？其实解释起来很简单，大学是存在口碑的。“985”、“211”的区分，不过是将口碑落实到了一个具体的划分标准上。用人单位更认可这两类学校，并不是关心它们有多少研究资金，而是认可它们培养出来的毕业生相对来说“好用”。

究竟是“985”顺应了口碑，还是口碑被“985”牵着走？从另一个角度的观察也可以说明问题：教育部门在划分上述高校时，注重建设综合性、有一定规模的大学，所以，也有那么一些“袖珍”学校没有争取到相应的资金。比如在外交领域赫赫有名的外交学院，比如在美术界闻名的中央美术学院，但是从这些学校毕业生的就业看，毫不见得比进入“985”殿堂的学校差。再看看“985”名单出于发展战略、地域平衡考虑列入的学校，它们在民间的口碑恐怕不能与北大、清华等学校相提并论。

企业依据自己理解的学校口碑选拔人才，是一种提高效率的招聘方式。很多人都明白，就算在招聘广告中取消了对“985”、“211”的要求，企业在筛选简历时还会有一套对学校的标准存在。即使拿高等教育体系更为成熟的西方国家来看，这种学校情结也很盛行。学校的口碑、校友的感情与真实实力交织在一起，在缺乏工作经验的应届生进入人才市场时，成为了他们竞争的砝码之一。不过话说回来，学校出身对一个人是否成功起到的作用，早就变得越来越轻了。

在资金分配层面，“985”、“211”的划分究竟合不合理呢？目前国内高等教育格局仍以国有公办大学为主导，“985”、“211”的名额分配也是以行政手段来完成的。为人们诟病的一点也在于，为什么一纸命令就能够决定高校发展的前景？以财政资金为高校发展托底，也给纳税人参与到这场讨论中提供了空间。诚然，以行政手段分配高校利益，容易陷入地域因素、战略因素乃至安全因素的泥泞中。“平均主义”无法实现既定目标，突出个别又容易招致不满。

回首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经历了从公立、私立双轨到完全的公立大学，变成现在的公立大学保持主导优势、民办大学乃至中外合作办学也蓬勃发展的格局，行政力量在高等教育发展中一直都起着强势作用。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行政意志对中国的高等教育仍将发挥重大影响。在尊重这一背景的前提下，公众的诉求更应当集中于行政意志如何与教育规律、科研规律相契合的问题上，并能够清醒地认知教育与科研——大学的两大使命内在的差异性。

人们理解的教育，更倾向于与公平站在一边。这既有中华民族自科举以降的文化因子，也有现行高考模式的公众期待，甚至还加上了“知识改变命运”的理想目标。不过，对公平的期待与对平均的渴求，混淆在一起又违背了教育规律。教育工作者对这种认识提出的妥协思路就是：在基础教育阶段向公平倾斜，努力实现教育资源的平均分配；但是到了高等教育阶段，就必须尊重人才成长的差异性，以选拔的方式为不同受教育者提供不同的发展道路。高等学校特别是研究型大学肩负着科研使命，就是以公平选拔前提下的差异化培养为背景。科研是讲求创新的，充满着浓郁的竞争性，当然不能为了绝对公平而牺牲科研效率。

行政权力既构建了高等教育层级秩序，也有可能给大学带来“体制病”。后者在这些年已有很多阐述，比如说大学行政化，教研人员的发言权不如当官的。不过，放下行政意志影响高等教育格局走过的弯路不谈，从整个中国近代史的长度看，也就是从现代大学从中国诞生以来的教育史来看，行政权力为推动高等教育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现在人们公认有两所顶尖大学。其中北京大学从清末京师大学堂开始，就是一所彻彻底底的国立大学，在“老北大”的辉煌时期，蔡元培所做出的很多改革，无不借助其在教育行政系统中的身份地位才能开展。清华大学依赖“庚子赔款”创办，后来明确为国立大学，没有行政力量的推动也是难以实现的。与西方发展动辄数百年、长者上千年的私立大学相比，中国的大学无疑都是年轻的，中间还经历了战乱、政治运动等困难时期。再看看国内知名大学近些年取得的科研成就，就很容易推导出一个事实——行政权力这一“利维坦”，客观上促进了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快速成长。

思考“985”、“211”的现实意义，就必须把它放在高等教育发展的大格局下看。至于民间看待大学的口碑，不应该被“985”、“211”这两个标签牵着鼻子走。当然，如果“985”和“211”，即国家对高校的资金分配模式能够更顺应学校的实际科研教学能力，进而与民间口碑同进退，就是一件皆大欢喜的事。

文/王钟的（评论员）（原标题：取消大学分级不过是头痛医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