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雅风（1919~2011），浙江海门人，中国冰川学研究的奠基者，主要从事冰川学与气候、环境变化的研究。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他考察并领导编著了祁连山、天山、喜马拉雅山和喀喇昆仑山的冰川考察报告和综合性专著；预报了喀喇昆仑山巴托拉冰川的变化，并确定了中巴公路通过方案；提出中国西部山区小冰期、末次冰期与最大冰期遗迹和特征；于20世纪80年代与合作者提出庐山等中国东部中低山地不存在第四纪冰川和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气候与环境特征以及21世纪亚洲中部气候暖干化可能趋于暖湿的意见。其代表作有《中国冰川与环境》《中国东部第四纪冰川环境问题》和《喀喇昆仑山巴托拉冰川考察与研究》。
■张九辰 周玉凤
2010年3月，耄耋之年的施雅风由于心衰加重，住进了医院。尽管他时常经受着心衰所带来的呕吐、便秘等一系列病痛折磨，但他仍坚持在病床上完成了《中国第四纪冰川新论》的审稿，并撰写了《回顾泥石流科学研究的开创与科学普及》一文。关心他的家人都劝他不要再工作了，但他总是说：“我活着就要工作，就要为社会作贡献。”
在与病魔斗争了11个月后，这位仍然牵挂着中国第四纪冰川研究和中国民主化进程的老先生永远地离开了。在他逝世后的几天中，几十家媒体刊登了纪念文章。他生前的亲友、同事、学生以及他资助过的孩子均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了对他的思念之情。
“人生九十不稀奇，常怀亲恩师友谊；求是创新求贡献，异日西归少遗憾。”这是施雅风在90岁寿辰之际作的一首小诗，亦是他人生的一个写照。
施雅风是一位成就斐然的学者，他开创了中国现代冰川学、冻土和泥石流的研究事业；施雅风是一位永怀赤子之心的共产党员，他曾经积极投身革命事业，为新中国的成立和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施雅风是一位简朴慈善的老者，他用自己的积蓄先后捐资上百万元支持农村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
“科学、求是、爱国、民主”是施雅风毕生追求的目标。
科学：“中国现代冰川之父”
“我一生中考察过六七十条冰川，最后一次去看冰川是在2001年，那年我82岁了，去了天山冰川观测站。我已经到了海拔3600米的前进营地，再上300米就到冰川了。但陪同我的站上同志看我老了，拦住我，不让我上去。”
自1957年与冰川结缘，施雅风的人生就再也没离开过冰川，他开创了中国第四纪冰川研究的事业，并被大家尊称为“中国现代冰川之父”。
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当一些西方国家已经对第四纪冰川活动有较深入研究的时候，中国现代冰川的研究还是一片空白。
1957年，施雅风随考察队到祁连山考察，黄色的雪吸引了他的注意。接着，他又发现了米粒般的粒雪和晶莹的冰川水。这些洁白晶莹的冰雪，让他有些爱不释手。如果这些冰川水源能够被利用起来，那么西北就不再是寸草不生的戈壁和干旱的荒漠了。
这次考察结束后，施雅风向中国科学院提出应该研究冰川，尽快填补这个学术领域的空白。中科院很快批准了他的建议，并指定他负责组建“中国科学院高山冰川融雪利用研究队”。此时，正值“大跃进”运动刚刚开始，“开发高山冰川冰雪，改变西北干旱”成了当年考察队的任务。原计划三年完成的祁连山考察被时任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提议用半年完成。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施雅风率领考察队，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踏上了考察冰川之旅。1958年7月1日，他们发现了第一条冰川并将其命名为“七一冰川”，据当时考察队里的苏联专家道尔古辛估算，这条冰川的厚度约100米，其含水量约达两个十三陵水库。“七一冰川”的发现也标志了我国现代冰川科学研究的正式开始。
1959年元旦，一本43万字，附有各种图件的考察报告《祁连山现代冰川考察报告》出版了。这是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区域性冰川学专著，填补了我国冰川研究的空白。
为了进一步促进现代冰川的研究，中科院接受了施雅风的建议，于1960年在兰州建立了“冰川积雪冻土研究所筹备委员会”，由施雅风担任了组织工作。由于兰州的物质条件与北京相差甚远，考察队中部分人员不愿意留在兰州，但是考虑到冰川冻土事业的发展，施雅风毅然决定把全家迁到兰州。
1960年正值全国经济困难时期，施雅风一家人在兰州只分了两间背阴的丙种房。冬天暖气不热，他不得不穿着皮大衣、脚登毛靴在晚间工作。由于粮食缺乏，所以他有半年多的时间是靠抽烟提神。这是施雅风一生中唯一的一段抽烟史。
随着国家建设的需要，施雅风又先后在希夏邦马峰、巴托拉冰川等地进行考察，为青藏川藏公路线的修建和中巴公路的修建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作为一位学者，他似乎总能够准确地抓住学术研究的关键性问题，并成为我国现代冰川、冻土和泥石流等多个研究领域的开创者，经过70余年的研究积累，其科学思想和学术成就开创了中国地理学的新纪元，也为世界地理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他领导并推动了我国冰川物理、冰川水文、冰芯与环境、冰雪灾害、第四纪冰川等方面的研究，系统发展了冰川学理论，为我国冰川科学跻身世界冰川研究先列奠定了基础。
求是：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
“我自己觉得，从思想上从来没有对李先生不恭敬过，我也很钦佩他在解放前长期坚持反对蒋介石的态度和他对地质学多方面的贡献。但是正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所说：‘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一个理论如果错误，按照错误理论搞，就误人误己，会遇到越来越多的麻烦，对科学发展没有任何好处……从一个人逝世后仍能唤起后人治学的激情这点来说，李先生的思想确实是影响深远。”
1981年第2期，《自然辩证法杂志》“问题讨论”栏目刊登了施雅风的《庐山真的有第四纪冰川吗？》。文章认为李四光的研究对事实存在系统的误解，主要是把泥石流堆积当成了冰川堆积。这篇文章引发了一场新的争论。施雅风的观点得到了一些人的赞同，同时也受到了一些人的反对和非议。有人说：“施雅风在李四光生前毕恭毕敬，死后就开始反对他。”对此，施雅风作出了上述回应。
关于“中国东部是否存在第四纪冰川遗迹”的争论可谓是旷日持久。自从1922年地质学家李四光提出华北地区和欧美一样，曾经发生过第四纪冰川的观点后，学术界一直对此有着不同的观点。在上世纪曾有过三次激烈的争论：40年代的争论，因人事原因戛然而止；60年代的争论，因政治压力偃旗息鼓；而第三次质疑李四光观点的发起者，正是施雅风。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我国第四纪沉积和环境研究逐渐深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中国东部低山地区在第四纪发生冰川的可能性。1980年，兰州大学举办了冰川沉积训练班，邀请英国学者戴比雪（Edward Derbyshire）到兰州讲学。施雅风就是这个训练班的成员之一。在讨论到庐山冰川问题时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当时施雅风主要在中国西部地区从事冰川考察与研究，对东部的情况了解较少。于是他邀请戴比雪和多名中国学者一起上了庐山。经过考察，施雅风对李四光的观点产生了怀疑，并在一次讨论会上提出了否定性意见。
为了把问题彻底弄清楚，施雅风联合学界同仁在1983~1986年间，在南起广西桂林，北至大兴安岭，西至川西螺髻山的广大地区内，对包括庐山在内的近二十个地点进行考察研究。他们把研究重点放在对地貌和沉积物的冰川成因和非冰川成因的识别，冰期环境特点的重建，即冰期时有无发育冰川的气候条件以及争议关键地区——庐山似冰川地形和沉积物真实成因的辨析等方面。
通过研究，他们最后划分清楚有确切冰川遗迹的若干地点，并总结了其分布规律。他们认为，中国东部除少数高山有确切的第四纪冰川遗迹外，李四光学派论述的中低山地冰川遗迹及冰期划分，属于系统的误解。
民主：毕生的政治理想
“我这个九十岁老头，发扬科学民主和政治体制改革是我毕生的政治理想，明知当前做不到，但我仍要呼吁。”
2009年10月17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兰州施雅风家中探望。年过九旬的施雅风当面向温家宝提了两条建议，其中之一即是加强基层民主选举，希望中央领导加快我国政治改革的步伐。
早在1942年，施雅风还是浙江大学一名学生时，就读过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以及《论联合政府》等著作。针对“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钱学森之问”，施雅风认为关键是缺乏创新思想学风，缺乏民主而活跃的学术讨论、辩论会。
2008年，在即将迎来五四运动九十周年之际，在施雅风的努力下，促成了江苏浙江大学校友会的五四纪念活动。五四运动所倡导的科学与民主一直是施雅风的政治追求。新中国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在科学领域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民主化的进程却相对缓慢。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施雅风始终未忘记这份职责。
在查阅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施雅风撰写了《发扬五四精神，加快政治改革》一文。文中，他大声疾呼：希望政府“依宪法治国，将多次修改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现行宪法，共产党责无旁贷，必须带头遵宪、行宪、护宪。宪法规定人民的各项权利，认真落实，保障人民享有各项民主权利，人民的积极性一定会空前上涨”。“党的宣传部门应切合实际宣传党的政纲政策，教育党员，活跃自由讨论，促进社会稳定和进步，应广开言论，以有利于监督党员干部。”
▲2000年，施雅风与妻子沈健金婚合影。
▲1964年，施雅风（右二）在希夏邦马峰考察时于冰洞前留影。
爱国：年衰未敢忘忧国
“‘年衰未敢忘忧国，志寄新生兴九州。释疑有盼后贤晰，切忌茫然度春秋。’这是我的老领导张劲夫在他出版的一本书《嘤鸣·发声》前言中的几句话，对此，我很有同感。”
施雅风在浙江大学史地系读书时，经常在野外跑，就对当时社会的黑暗以及国民党军队惨不忍睹的暴行有了初步的认识。
1946年，施雅风随资源委员会去四川西部进行水利经济调查。在这次历时3个月的调查过程中，他亲眼目睹了旧中国农村底层人民悲惨的生活现状。民不聊生，百业凋零，官场腐败，权贵跋扈，这些使施雅风对国民党统治彻底失望。
1947年，施雅风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被编在地下党的情报系统内。在解放战争中，他帮助解放军收集情报。1948年年底，施雅风受命收集一批长江水流量、流速、航道的资料。直到上世纪80年代，施雅风才知道，这些资料为第二野战军渡江提供了重要的作战参考。
在解放前夕，他动员南京科技界人士坚持留守南京，不与国民党政府南下，并冒着极大风险乃至生命的代价保护原中央研究院地理研究所和相关人才。
解放以后，施雅风的全部精力都用在通过科学事业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上。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学术环境宽松了，施雅风的学术研究也进入了黄金时期。随之而来的，是学术荣誉接踵而至。施雅风将得到的奖金大部分捐给了科学与教育事业。
1997年，施雅风获得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奖金15万港币。回到南京以后，他就把部分奖金捐给了南京地理与湖泊所图书馆，并用部分奖金资助《中国冰川与环境》的编辑出版。
2006年，施雅风获得了甘肃省科技功臣奖，奖金一共60万元。其中20万元由他个人支配。于是，施雅风将这笔钱捐助了农村办学。他常说，教育是根本。一个地方的发展程度要看是否有人才。
施雅风在晚年还捐资100万元设立科学基金，用于每年表彰获得突出成绩的科技工作者。
2009年，施雅风的夫人沈健去世后，他又从个人存款中每年抽2万元，在他们夫妇曾经劳动过的甘肃康乐县设置沈健女士奖学金，以鼓励中学女生学习上进。
施雅风的一生，经历了战争的洗礼，社会的动荡，也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以及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在这90余年中，他的学术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他的人格魅力更是受到了无数人的敬佩。
施雅风常说：“冰川事业是一项豪迈的事业，是勇敢者的事业！”他的一生也是勇于创新、不断奉献的一生。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原标题《施雅风：勇敢者的事业》）
《中国科学报》 (2014-01-24 第6版 印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