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杏林 湄玉 王莹莹
著名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2013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我国核武器事业的开拓者之一，我国核试验科学技术体系的创建者之一……在旁人看来，程开甲的名字上有着太多厚重的东西。
然而，之于程开甲本人，这一切都只是想让人生无憾。“以前我与陈芳允经常在一起讨论存在的价值，我们都认为只要活着就应该有所价值。我们努力了，我们也就无憾了。”
立足于“新”
“我小时候就有当科学家的想法。”初中二年级时，程开甲曾画了一张自己想发明的大船模型图。
“想法很幼稚，但是数学老师还是与我探讨了很长时间。”至今，程开甲都很感谢老师对他那份敢于想象、敢于“发明”的童心的呵护。
1937年，程开甲以优异成绩考取浙江大学物理系的“公费生”。在这所被誉为“东方剑桥”的大学里，程开甲接受了束星北、王淦昌、陈建功和苏步青4位教授严格的数理学习训练和科学精神的训练。
在学习的过程中，王淦昌告诉他，科学研究最重要的就是要紧跟前沿，抓住问题，扭住不放。
1944年，程开甲完成了论文《弱相互作用需要205个质子质量的介子》，该论文提出了一种新介子的存在，并计算给出了新介子的质量为205个质子质量。王淦昌对此十分支持，并推荐给当时在湄潭访问的李约瑟博士，李约瑟看了很高兴，亲自对文稿修改润色转交给狄拉克教授。狄拉克回信说，“目前基本粒子已太多了，不需要更多的新粒子，更不需要重介子”，使文章未能发表。后来，这方面的实验成果于1979年获得了诺贝尔奖，而他当年粒子质量的计算值与实验所测基本一致，他对自己没有扭住不放感到遗憾。
1946年，经李约瑟推荐，程开甲到英国爱丁堡大学，成为被称为“物理学家中的物理学家”M.玻恩教授的学生。一见面，玻恩就要求他每天去办公室交流20分钟。玻恩还常让他一同参加各种国际学术会议。
在玻恩身边的4年，程开甲选择超导理论研究作为主攻方向，学到了许多先进知识，特别是不同学派、不同观点的分歧，还结识了狄拉克、海特勒、薛定谔、谬勒、鲍威尔等科学巨匠。
在导师的指导下，程开甲先后在英国的《自然》、法国的《物理与镭》和苏联的学术杂志上发表了5篇有分量的超导论文，并于1948年与导师玻恩共同提出超导的“双带模型”。
1948年，在瑞士苏黎世召开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程开甲与师兄海森伯就学术观点展开针锋相对的激烈争论，连主持人泡利都无法裁判。当玻恩听到此事，非常高兴，跟他讲起自己与爱因斯坦长时间针锋相对的争论。玻恩说，爱因斯坦是一个“离经叛道”者，因而能对经典常规实施超越。
这次谈话，让他终身受益。
“不管是学习、科研、任务，我总是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和比较，总是立足于‘新’，最后采用最好的和最有效的。”程开甲说，创新是科学的生命之源。面对所遇到的每一个问题，首先要有科学的态度，决不能有束缚，不能跟着已有的跑，拿着现成的做些锦上添花的事；只有创新，才有突破，才有发展，才有成功。
“一切为了祖国需要”
常有人问程开甲对自身价值和追求的看法，“我的目标是一切为了祖国的需要，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是我的信念。”他说对回国的选择一点也不后悔。
1948年，程开甲获得爱丁堡大学的博士学位，任英国皇家化学工业研究所研究员。
1949年，新中国成立，程开甲决定回来报效祖国。
回国前玻恩与程开甲长谈，嘱咐他“中国现在很苦，到了埃及，自己多买些吃的带回去”。但他的行李中，全是收集购买的新中国建设急需的固体物理、金属物理方面的书籍和资料。
回国时，中国在学习苏联的经验，优先发展重工业。南京大学物理系确定要开展金属物理研究，任务交给程开甲和施士元教授。为此他主动向青年教师学、向工人师傅学，还专门到沈阳金属研究所向著名物理学家葛庭燧先生学习。
1950~1960年，程开甲先后发表了《内耗热力学研究》等10余篇内耗研究论文，开创了国内系统的热力学内耗理论研究，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固体物理学》教科书。
程开甲一次又一次改变自己的专业，从零开始创业。但他说：“我一直很愉快，因为这是祖国的需要。”
1958年至1960年，程开甲根据需要，与施士元一起创建南京大学核物理专业。同时，他还参与江苏省原子能研究所的筹建。
程开甲和师生们自己动手，研制成功一台双聚焦β谱仪，测得元素的衰变曲线，这是南京大学第一台核物理实验仪器。不久，他们又完成南京大学第一台直线加速器，为南京大学核物理发展打下了基础。
程开甲所做的一切，都和祖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我如果不回国，可能会在学术上有更大的成就，但绝不会有现在这样幸福。”
“我只是代表，功劳是大家的”
1964年10月16日，新疆罗布泊上空升起巨大的蘑菇云，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这些成功的背后是程开甲及其团队的无私奉献。
1960年，一纸命令，程开甲调入核武器研究所任副所长，分管原子弹攻关的状态方程和爆轰物理方面的研究。
原子弹研制初期，他第一个采用合理的TFD模型估算出原子弹爆炸时弹心的压力和温度，为原子弹的总体力学计算提供了依据。
负责原子弹结构设计的郭永怀拿到结果时，高兴地对他说：“老程，你的高压状态方程可帮我们解决了一个大难题。”
1962年上半年，原子弹研制关键问题得到突破，试验问题提到了日程上。中央适时作出“两年规划”，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1962年夏，程开甲成为核试验技术的总负责人，担任核武器试验研究所副所长。
在一望无际的戈壁滩，素有“死亡之海”之称的罗布泊，程开甲一待就是二十多年。在这里他将全部精力投身到中国核武器试验事业。
20多年中，作为我国核试验技术的总负责人，程开甲成功地参与主持决策了包括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增强型原子弹、两弹结合以及地面、首次空投、首次地下平洞和首次竖井试验在内的多种试验方式30多次核试验任务，并带领科技人员建立发展了我国的核爆炸理论，创立了核爆炸效应的研究领域，领导并推进了我国核试验体系的建立和科学发展。
1984年，程开甲离开核武器试验基地，担任原国防科工委（现总装备部）科技委委员。
除继续负责核试验外，程开甲开始进行战略层面的思考谋划， “假如打一场高技术战争，我们怎么办？”
程开甲提出必须提高我国战略武器抗辐射能力的思想，开创了抗辐射加固技术研究新领域，促进了我国抗辐射加固技术的持续发展；他还倡导开展了高功率微波研究新方向，为国防科研和武器装备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同时，程开甲又开展基础研究。他分析了国际上超导理论的研究现状，进一步发展、完善了高温超导和低温超导普遍适用的双带理论，出版了Study of Mechanism of Superconductivity（1991）和《超导机理》（1993）两部专著。
程开甲还提出、发展了系统的TFDC电子理论，开展了材料的力学、电学等方面的理论和实验研究，取得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1999年，程开甲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如今，他又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对于这些崇高的荣誉，程开甲有他自己的诠释：“我只是代表，功劳是大家的。功勋奖章是对‘两弹一星’精神的肯定，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整个核武器事业和从事核武器事业团队的肯定。我们的核事业是研究所、基地所有参加者，有名的、无名的英雄们在弯弯曲曲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去完成的
。”（本报见习记者王珊整理）
《中国科学报》 (2014-01-13 第3版 国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