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贺春禄
杜祥琬已经记不清楚第一次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是在何时，“总之与报纸的渊源已经超过两位数的年头了”。
身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与《中国科学报》首席科学家，杜祥琬见证了报名从《中国科学报》到《科学时报》再到改回原名的更迭史。在多年阅读《中国科学报》的他看来，科学性、思想性是报纸最突出的优势之一。
“《中国科学报》所报道的东西都是‘讲科学’的，不光只是为了吸引读者的眼球。同时，报道内容也具有很强的思想性，而且范围较广。不仅包括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国际动向等，还涵盖了科技管理体制、文化理念等。”杜祥琬说。
长期以来，《中国科学报》对于中国教育体制的持续关注也引起了杜祥琬的注意。“我发现《中国科学报》对教育问题也非常关心——科技依靠人才、人才来自教育，这是一脉相承的。对于教育领域的问题，科学报经常会发表自己独到的见地。”
从这些不同观点的碰撞中，杜祥琬看到了作者们独立的思考和自由的思维方式。
进入2013年以来，《中国科学报》在版面编排与报道选题方面继续花大力气进行创新，力求在“新媒体”时代能带给读者耳目一新的感受。而这些努力也被杜祥琬看在眼里，并予以了肯定：“虽然是平面媒体，但也能感觉到《中国科学报》与当前网络的联系很紧密，互有呼应，而且报纸的可读性较强。”
在《中国科学报》创刊55周年之际，作为老读者的杜祥琬对记者建议，希望今后能更多倡导基础科学的研究。
他指出：“近年来我国科技发展取得较大进展，但是原始性的基础创新仍然是薄弱环节，中国要成长为创新型国家就必须‘强基础’、推动基础性研究的发展。”
在2012年8月25日中国物理协会成立80周年纪念大会上，针对美国物理学会第一任会长亨利·奥古斯特·罗兰在19世纪末曾就中国基础科学研究所发表的言论，杜祥琬以“正学风、强基础”为题在会上作了一段简短而掷地有声的发言。
之后，这篇发言稿被刊登在《中国科学报》的“院士之声”栏目。对此，杜祥琬肯定了本报对于宣传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视：“希望国家能重视基础科学研究的地位，并能增加投入。中国基础科学的发展不会一蹴而就，但它是科学技术发展的‘根’，一定要引起重视。”
同时，作为中国科协常委会科技工作者道德与权益专门委员会的一员，多年来身体力行进行科技道德宣传的杜祥琬呼吁，“正学风”依旧是中国科技界的大问题，科技媒体也应当加以重视。
“中国科协从本世纪初开始推动科技道德宣传工作，但是成效仍然不太显著，形势也没有得到扭转。这与社会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当前人们都比较浮躁、急功近利。”杜祥琬说。
他表示，包括科技界、教育界的许多学者都曾在《中国科学报》上呼吁“正学风”，而且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提出了相关改革，今后应该会逐步出现改善。“我希望作为科技媒体，《中国科学报》能够不断地提倡‘正学风’的问题，做科研的人不仅要扎扎实实，更要有一颗‘宁静’的心。”
此外，杜祥琬还希望《中国科学报》能为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继续发出声音。“近来提及这个问题的媒体不少，但是实质性的改革效果并不大，譬如科研经费的管理、去行政化、评价标准问题等。”
譬如不久前，杜祥琬参加了某车用生物燃料重点实验室的评估。由于该车用生物燃料属于新能源的范畴，他认为应当强调应用性。但是在实验室的报告中，研究者们突出强调的仍然是发表了多少篇SCI论文——因为重点实验室有这个评价指标。
“该重点实验室当然有基础研究的部分，但是更多的应当还是属于技术性创新的范畴。SCI不失为一种参考，但目前在中国提得有些过了。不是所有的科研领域都要追求发表SCI论文的数量，而且不同类型的科研成果也应当用不同的尺子衡量，都用SCI做尺子本身就不科学。”杜祥琬说。
他还指出，科研单位或重点实验室以拥有几位院士作为排名条件的做法，应当摒弃。“科研单位最重要的是成果以及研究出的东西究竟有多少价值，评估时应衡量科学价值、应用价值、人才价值等，这样才能建立追求学术的良好氛围，而不是只为了虚名、虚利去追求各种排名。”
《中国科学报》 (2014-01-01 第20版 55年.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