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郝俊
人们耳边不时响起这样的声音：“科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然而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情况则是，科普工作至今仍“喊得响，做得少”。这一尴尬局面的根由，很大程度上源于科普工作的地位长久以来并未受到真正的重视。如何科普才能彰显成效？对于这一问题更是鲜有深入思考。
王渝生向记者讲述的亲身经历，为上述判断提供了佐证。而他本人为科普所付出的一切，恰为他自己所言“科普体现了我的人生价值”写下最好的注脚。
“鸟之双翼”
多年前，王渝生参加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战略研究，并担任“创新文化与科学普及”专题组的组长。研究讨论中，他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犹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轮’，两者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缺一不可。”
王渝生话音刚一落地，另外一个专题组组长当场向他发难：“王馆长，你强调科学普及的重要性，我没有意见。但是你要把科学普及与科技创新相提并论，说什么‘鸟之双翼’，那就有点过分了。”
“我们科技创新的翅膀有多大，有多重？国家一年拿出了多少钱？又有多少院士和科学家在从事科技创新？”这位组长是一名科学家，语气中不无责问，“你们那个科学普及又有多大分量？你王渝生就是科学普及领域内的佼佼者了。但是整个科学普及事业，能同科技创新一道成为相称的两翼之一吗？”
听到这番话，王渝生额头汗珠滚落。“这位科学家说得非常对，科技创新很重要……”那片刻凝重的沉寂被王渝生打破。会场里的其他人以为，“但是”二字将紧接着从他口中蹦出，纷纷面露微笑。
那一幕王渝生记忆犹新：“我没有说‘但是’。我紧接着说的是，科技创新之所以很重要，是因为科技创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正是要把科技创新的成果最大限度地普及到亿万群众中去，让他们充分地、公平地享受科技给他们带来的福祉，并且让他们获得进一步发展的机会，成为有科学素质的一代新人。”
掌声顿时响彻全场，这其中，也有向王渝生发难的那位科学家献出的喝彩。
后来，王渝生“鸟之双翼”的观点成为科教界的共识，国家领导人也在多个场合强调：“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是我国科技工作的两个重要方面。”
科普中有大学问
至今在很多人的观念里，只有那些做不动科研的科学家，才会去做科普。对此，王渝生直陈：“错了，科普不是小儿科，而是一门大学问。”
王渝生进一步阐释道，科普姓“科”名“普”，科学性、学术性是科普之首，其次才是趣味性、普及性。一些封建迷信，是打着科普的招牌，行非科学、伪科学、反科学之实，亵渎科普。所谓普及，除了要把科学内容用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方式介绍出来，更重要的是把科学“请下神坛”，让大家知道科学不仅仅是科学家、科学共同体才能“玩转”的，而是要把科学带到全社会公民面前。
卸任中国科技馆馆长之后，王渝生的工作开始更多涉及教育领域，参与完成《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第一课题组“总体战略研究”之后，他被选任为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他深知，科研、科普和教育三者密切关联。
由此，王渝生也对科普和科学教育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开始以自己独特的视角思考并回答“钱学森之问”。
在王渝生看来，每个孩子的确都是天生的科学家，他们有与生俱来的好奇心，而科学家总是长不大的孩子。但是，只有极少数的孩子能够成长为真正的创新人才。
除了对未知事物共同具有浓厚的探究兴趣，孩子与科学家之间，毕竟在探究的结构、性质、程序和结果等方面大相径庭。
王渝生向记者详细解释了这种本质的不同。科学家的探究工作是在科学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根据科学前沿的发展趋势，选择有价值的，同时又是自己已有研究基础和感兴趣的课题；而孩子们的探究活动则往往处于自身的认知范围和教师设定的环境之中。
科学家面对的是全人类的未知世界；而孩子面对的往往是人类已知而他们自己未知的事物。科学家在文献资料即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自身观察和实验进行假设和推论；孩子们只是在自身经验和观察基础上进行假设。
科学家验证假设，有所发现，往往要经历漫长的过程；而孩子总是简要地重演科学发现的过程。科学家将成果公之于众，供他人分享和验证，他们的成果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孩子们只是在同伴之间、师生之间分享交流和相互质疑。
因为有着种种差异，王渝生由此认为，必须通过教育引导，使孩子们在实践中逐步了解、学习、熟悉、习惯科学家们的“游戏规则”，让他们从“天生的”科学家成长为真正的科学家。
“青少年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谈何容易！”王渝生说，我们必须遵循孩子的生理、心理发育规律，特别是脑科学和认知科学的规律，以及教育本身作为一门科学的内在规律，在此基础上进行科学教育，纠正科学教育不科学的偏向。
数学和科学史都是王渝生的老本行，对于科学，他不断强调达尔文曾给出的这样一个原始定义：科学就是整理事实、总结规律、得出结论、指导实践。所以，科学性的核心是规律性，人们必须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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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报》 (2013-03-15 第5版 人物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