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健康团体在数据收集方面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并付诸实践。
■本报见习记者 杨济华
什么是评估从中非森林到秘鲁高地究竟有多少人患上肺结核的最好方法呢？在由世界卫生组织（WHO）组织和主办的一个为期2天的会议上，来自全球健康统计学领域的60位专家草拟了一系列建议，以提升全球范围内统计患者以及死亡人数具体数据的能力。他们呼吁帮助农村地区收集更多关于疾病和死亡数据的信息，承诺协同合作从稀少的可用数据中作出最好的评估。
了解有多少人在哪些地区正在遭受什么疾病的折磨对于制定有效的公共卫生政策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在一些对公共卫生需求最迫切的地区，没有人能够提供足够的统计学数据。在许多地方，甚至没有出生和死亡记录。WHO总干事Margaret Chan在此次会议的开幕式上说：“在那些饱受病痛折磨的地区，我们衡量病情发展情况的能力却没有跟上。”即便是在具备复杂卫生系统的地方，死亡原因记录常常是具有欺骗性或者根本不正确的。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健康指标和评估研究所（IHME）所长Christopher Murray说：“在英国，17%的死亡记录是不正确的。”
科学家利用数据和复杂的计算机建模来弥补这一差距，以及评估疾病所带来的负担，例如，秘鲁的结核病或意大利的高血压。有史以来付出最大的努力是一组科学家去年12月发表的《全球疾病负担（GBD）2010》研究报告，其中评估了疾病负担情况——死亡以及长年累月的残疾对生命的影响，并列举了全球21个地区20个年龄组的291项疾病和损伤。3月5日，这项研究在Murray的协调下，将出版同系列疾病涉及农村地区评估的部分。
但是他们和其他研究人员使用的电脑模型已经变得如此复杂，以至于外界人士要检测和验证这项评估都很困难。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学院院长Peter Piot说：“我们一时间处于海量的数据中。”Piot作为大会联合主席出席了此次会议。尝试为人类遗传信息的洪流赋予意义的“DNA元素百科全书”（ENCODE），以及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的高能物理实验室就是这样的例子，他在大会上说道：“全球疾病负担也属于这样的情况。在科学上我们争取独立的确认，但是就像CERN的物理发现一样，由于没有人能够这样做，所以很难做到独立地验证结果。”
过去的几年里，关于不同团体取得的估计结果之间的争论开始白热化，例如：WHO对孕产妇死亡率的估计要比2010年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卫生指标和评估研究所（IHME）发表的数据高。2012年，IHME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疟疾死亡的估计又远远高于WHO的数据。不同数据模型团体之间的争论趋势日渐紧张，以至于在去年12月出版的WHO最初合作的GBD研究中，不允许任何编辑罗列论文作者的名字。
为了缓解这一紧张的局面，支持IHME的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资助WHO召开了此次会议。这一努力似乎收到了成效。与会人士同意不同群体所得到的估计差距有时候能够成为一种优势。WHO卫生统计和信息系统的Colin Mathers说：“数量不同造成的挑战能够导致科学的进步。”他们草拟了一系列议案，WHO希望这些议案能够在近期出版，这就要求全球健康团体在数据收集方面付出更多的努力并付诸实践，这些人都赞同这是迫切需要完成的事情。WHO 马尼拉西太平洋地区健康事业发展部门的负责人Henk Bekedam说：“那些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国家的病人通常都处于最黑暗、最偏远的角落里。那里统计学没有得到关注，甚至没有经费用于这一方面。”
与会人员同时表示同意共同努力增进相互之间工作上的协调、扩大在公共卫生领域尽可能多地共享数据库和专门软件。与会组织还提出鼓励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加强日常沟通的发展思路。
但是让许多与会人士感到惋惜的就是全球健康基金组织相比健康统计学更愿意将有限的资源花费在“更有显示度”的努力上，例如接种疫苗和在治疗方案上下功夫。来自瑞典斯德哥尔摩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的会议的联合主席 Hans Rosling表示，这种观念应该改变。他的Gapminder基金会发展了流行病的制图学，在卫生和人口数据上经常揭示出令人惊讶的模型。在大会闭幕式上，他说：“你正在从事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我非常高兴地告诉你：你正在做的是一件非常有魅力的事情！”
《中国科学报》 (2013-02-25 第3版 国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