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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计量分析证实科研产出存在性别不平衡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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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女科学家参与国际合作或可加速性别公平 |
Cassidy R. Sugimoto和同事通过文献计量分析证实，全球的科研产出存在性别不平衡的现象。
虽然存在很多好的创意和行动，但科学界中仍然充斥着性别不平等的现象。很多国家的女性大学生和研究生数量要高于男性，然而女性教授却相对较少，且雇佣、薪资、资助、满意度和专利等方面都存在着性别不平等。
对科学界性别差异现状的量化研究主要由高度当地化的、单学科的和过时的轶事类报告与研究组成。此外，这些研究很少考虑合作研究的增多以及学术实践的其他变化。在这样的学术研究基础上，很难制定有效的应对政策。
鉴于此现状，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布卢明顿分校信息与计算学院的助理教授Cassidy R. Sugimoto和同事开展了一项全球化且跨学科的文献计量分析，其内容包括：性别与研究产出之间的关系、合作程度，以及从2008年到2012年期间发表且可以在汤森路透科学数据库网站索引到的所有文章的科学影响。该研究分析了5 483 841篇论文，以及27 329 915位作者的评论文章，并指定使用美国社会保障数据库的数据。
分析发现，在研究产出最多的国家，所有主要作者为女性的文章被引用的次数要低于男性为主要作者的文章，而且与男性相比，女性作者的文章更多发表在国内，从而由国际合作所产生的额外引用量更少。由于这种额外引用量目前在对研究人员的评估中占中心地位，该现状更加剧了性别不平等的情况。
Sugimoto和同事认为，他们的研究规模提供了科学界中普遍存在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存在的经验证据，这应该用于呼吁推进高等教育和科学政策的发展。
数字偏倚
几乎在所有国家，男性都在科学生产方面占主导地位，其程度因地区而异。Sugimoto的分析通过比较论文作者的性别比例，得出了两性科研产出的比例。例如，在一篇有8位作者的论文中，其中6位是一种性别，那么他们每人就被授予一篇论文的六分之一。之后，这些性别分数会在国家和学科的水平上加以整合。需要强调的是，这些计算都是作者身份，而不是个人身份，因此消除作者的姓名并不必要。
在全球范围内，女性占作者身份的比例不到30%，男性的比例略高于70%。在第一作者身份方面，女性同样处于弱势。每有一篇第一作者为女性的论文，就会有将近两篇（1.93篇）论文的第一作者为男性。
南美和东欧国家存在更严重的性别差异。东欧国家可能有这样一种认识，即共产主义和前共产主义国家也许比其他国家的性别平衡程度更大。在论文作者的性别比例上，只有9个国家中女性占主导地位，其中5个国家（马其顿、斯里兰卡、拉脱维亚、乌克兰、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在此分析中有1000多篇论文。换句话说，科学产出更低的国家中，女性作者更为普遍。
意料之中的是，有1000多篇论文且男性作者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包括沙特阿拉伯、伊朗、日本、约旦、阿联酋、喀麦隆、卡塔尔和乌兹别克斯坦。美国的州中，有1000多篇论文且男性作者占主导地位的州包括新墨西哥州、密西西比州和怀俄明州。美国的州和加拿大的省中，最接近性别平等且有1000多篇论文的包括佛蒙特州、罗德岛州、缅因州、马尼托巴省、新斯科省和魁北克省。同样，这些州和省在科学产出方面的排名都在靠后的位置。
由女性主导的特殊领域包括护理、助产、演讲、语言、听力、社会工作和图书管理等。男性主导的学科包括军事科学、工程、机器人、航空航天、高能物理、数学、计算机科学、哲学和经济学。尽管社会科学领域中女性作者占更大比例，但是人类学研究仍然由男性作者所主导。
Sugimoto和同事还对研究合作进行了分析。他们分析了各国国内合作论文的性别比例，并与国际合作作比较。分析中最有成效的50个国家的出版物占总数的97%，其中女性的合作导向更偏向于国内。
他们还分析了作者的身份——独立作者、第一作者及通讯作者，发现一篇论文中只要有女性，无论她的作者身份如何，这篇论文的引用量都比男性作者的论文要少。这种性别差异适用于国内和国际合作研究的论文。
局限因素
不过，这份分析的发现仍存在一些局限。其中包括年龄在解释科学产出、合作和影响中存在性别差异时的作用，它甚至可能扮演着最主要的角色。众所周知，从初级到高级教员的学术上升机制会筛除一些女性科学家，科学界高层仍受之前几代妇女发展障碍的影响。因此，该研究中所观察到的很多趋势都可以用科学界元老中女性话语权的缺失来解释。毕竟，资历、作者身份、研究合作和引用都是高度相互关联的变量。
另一个关键的局限在于论文作者只是研究活动所涉及的很多指标之一。例如，Sugimoto的分析仅仅包括期刊文章，而不包括书籍、会议论文集、数据库建设或者代码等。缺乏与作者归属和位置有关的普遍规范也是问题所在。例如，尽管有些女性对研究活动有所贡献，但并未出现在作者中，而且有些领域的论文作者是按照字母顺序排列的。分析人员还担心性别分配技术存在误差，他们试图通过验证减少误差，但还是存在改进的余地。
Sugimoto等人认为，未来的研究应该关注其分析所提出的问题，譬如，工作本身的哪些特点造成了科研产出和引用率的性别差异？特定学科或者文化是否有哪些因素使其对某种性别有更大或者更小的吸引力？
公平环境
一些排斥女性的人也许会将这份分析结果解读为女性研究比男性更弱的观点证据。Sugimoto表示，这种简单的解读忽略了数据的内容。他们的研究为很多直觉的想法提供了可靠的定量支持：全球范围内，女性在科学界的发展仍存在障碍，尽管旨在使科研环境更为公平的政策已实施了十多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数据显示，在17%的国家中，男性和女性科学家的数量较为平均。不过仍存在一个严峻的局面：科学数据库网站所呈现出的数据显示，从发表的论文来看，只有不到6%的国家接近实现性别平等。
对于想提高科学竞争力的国家，需要使人们的智力资本最大化。Sugimoto的数据表明，由于合作是科研产出和科学影响的主要动力之一，推进女性研究人员参与国际合作的项目也许可以促使科学界的性别比例更加公平。
也就是说，如果有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或者计划可以改善这些条件，那么这个问题早就已经被解决了。不幸的是，这种全球性失衡的背后存在地方和历史的力量，会巧妙地形成系统性的不平等，从而阻碍女性在科学方面获得进步。任何试图提高女性参与科学劳动力的现实政策必须考虑各种各样的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环境。Sugimoto等人认为，各个国家应该仔细考量导致产生过去的科学秩序的微小机制，不能忽视女性的智力贡献。（张冬冬）
《中国科学报》 (2013-12-16 第3版 国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