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丹
下面的对话是记者2012年11月初的一个上午对何祚庥院士的采访实录。“我们都不是反核人士，核能也不是我的专业，这块我不熟悉。只不过这么大的事情，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关心——我已经关心了几十年了。”记者以为这段话，颇有代表性的意味，所以记录于此。
“2011年院士座谈会，大家开始讨论中国的核能出路，他们多数赞成继续大力发展，只有我跳出来反对，在场的所有院士中只有师昌绪先生支持我。”
核能之争
《中国科学报》：大约一年前，福岛核事故发生后不久，在国科图的一次学术活动上，您发表了《坚决反对在内陆建设核电站》的报告。当时我在现场，您言辞激烈，义愤填膺，令人印象深刻。
何祚庥：我多次声明，我反对在内陆建造核电站，但我不是反核人士。我为什么反对在内陆建？因为在内陆一旦出大事故那可不得了啊！我主张把核电站建到海边去，一旦出大事故，还可以向海里排放，中国民众受损害可以小一点。我更主张把核技术用到船上去，核潜艇、核航母，甚至驱逐舰、远洋商船都改成核动力。核燃料一次加料，可连续运行三四十年。不怕别人对我们搞石油封锁。再说，没有比海上更好的核安全实验场了。
《中国科学报》：在海上就能保证不出事故吗？
何祚庥： AP1000（一种非能动型压水堆核电技术）是写入我国核安全规划的，AP1000的事故率要求是百万分之一，但未必能做到。我常常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百万分之一是什么概念？是要一个反应堆运行了100万年不出事，或者1000个反应堆运行了1000年不出事，这才是实践检验。但是我们能做到吗？显然不能嘛！所以我们要放到海洋上去嘛！在海里出了事，核废水至少可以往海里排嘛！福岛事故的影响就让全世界共同承担了。
《中国科学报》：其实您对核能的态度是随着历史与时代的变迁不断调整与修正的。
何祚庥：我过去是原子能积极的鼓吹者。我鼓吹核能的时候，现在这些搞核能的人，还没有生出来，或者只是小娃娃。
上个世纪50年代，我在中宣部工作，配合钱三强一起编写过《原子能通俗讲话》，那时候我的职责就是宣传原子能的重要性。
后来几十年，我对核安全问题越来越持怀疑态度，特别是美苏相继出现了重大核事故之后。但是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意大利的一次学术活动上见到了氢弹之父泰勒教授，这个匈牙利籍美国科学家告诉我：“我告诉你一个重大成就，我们美国现在已经解决了核安全问题。三里岛、切尔诺贝利事故都是人为操作错误造成的。为了避免人为错误，应该用系统操作，设计成‘傻瓜堆’，把安全问题交给自动控制系统。何教授，我认为你可以向你们的国家报告，中国可以放心大力发展核电站了。”
这次谈话对我触动很大，回国后我向中央作了汇报。正是在此之后，中国才开始转向大规模发展核电站。我不敢说是我的汇报起了作用，但这里面的确有我的这一票。
一直到了2011年，福岛给我的震撼实在太大了！彻底破灭了中国可以放心大胆发展核电站的神话！福岛的控制系统正是泰勒教授说的“傻瓜堆”，当时以为是很成熟的技术，现在却出了这么大的问题！
我也是在福岛出事之后才彻底开始反省。2011年院士座谈会，大家开始讨论中国的核能出路，他们多数赞成继续大力发展，只有我跳出来反对，在场的所有院士中只有师昌绪先生支持我。
“薄熙来就是错的。2011年6月30日我就给中央写信，批评薄的做法背离科学发展观。当时我的确没有想过他的错误这么严重，只是批评他的路线、方式方法。”
我怎么能不说话
《中国科学报》：不论是您现在关注的能源问题，还是过去的环保问题，您常常用上书中央的方式，批评他们吹牛，利益驱动，批评他们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反而误导决策，误导公众。您这样做，会有人批评您倚重官方权力，打压民间组织。
何祚庥：他们就该打压啊！有一些民间组织，反对中国修建水电站，反对转基因，甚而谩骂支持转基因的科学家是汉奸，简直毫无道理！他们缺少科学判断能力，他们是误国误民！问题是有些官方人士竟然还响应这些不科学或反科学的意见！这正是胡锦涛主席在七一讲话中说的能力不足的危险！我不批评能行吗？
另外我也不是专门针对非政府组织，政府做得不对，我也批评政府的。比如核电部门要在内陆地区建核电站，我们就上奏。如果中央接受了我们的建议，那是因为我们说得对。不管你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应该对社会公众负责。
《中国科学报》：您还常常在各种场合批判科技体制弊端？
何祚庥：2012年院士大会下发了一份“改进完善院士制度”的整改方案，我又把它批评了一顿。科技体制改革我赞成，改善院士制度我也赞成，但往什么方向改？应该是要充分调动院士的积极性，为国家服务，而不是一味批评院士收入过多。
《中国科学报》：现在的确存在一些院士兼职过多的现象。
何祚庥：是有少数院士兼职较多，包括何老头子的兼职也多得很，但绝大部分是没有钱的，少部分送点报酬。应该送！你占用了我的工作时间、休息时间。我的贡献，远远超过那些钱。这种收入微不足道啊！这些你都可以去查。
《中国科学报》：那么您觉得应该怎么改？
何祚庥：要么玩大忽悠，要么不说话、不说真话，这是科技界的头号问题！不改革，不整顿，就会变成危害国家人民的大问题！我就很支持这次意大利对6名科学家的处置（2012年意大利6名科学家因预测地震失误被判误杀罪获刑6年——编者注）。科学家不可以胡说八道，不然给国家造成多大损害啊！我看我国也应该整治整治这股歪风邪气。一定要防止科技界玩大忽悠，防止中央盲目决策。
我1947年就加入了地下党，一辈子的老党员了，的确是为国为民，不盲从。对的我一定支持，错的我一定反对。没有搞清楚的时候，可能也会一般性地赞成一下，一旦弄清楚，会立即改正。薄熙来就是错的。2011年6月30日我就给中央写信，批评薄的做法背离科学发展观。当时我的确没有想过他的错误这么严重，只是批评他的路线、方式方法。
现在网上对我的谩骂多得不得了。我毫不在意。因为这种东西见不得阳光，寿命也不会长的。但路线的问题，我们必须保持头脑清醒。作为一个对国家对人民负有责任的老共产党员，对于背离基本路线的言行，我怎么能不说话？这才是真正对人民对社会负责，你同意吗？
“年轻的时候，何祚庥高度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到物理学；晚年，何祚庥又高度注意把物理学理念用到马克思主义哲学。”
主业与副业
《中国科学报》：据说您现在除了能源问题，对过去关注的中医、克隆、转基因等等都不再发表意见了？
何祚庥：现在不讲了。因为有人讲了，方舟子、饶毅等讲的比我好得多，我支持他们。我的任务是弥补缺点，能源问题现在就没人敢讲话，没有人肯说不同意见。
《中国科学报》：您现在还作理论物理研究吗？
何祚庥：做啊，我刚才给你展示的不就是吗？
（何祚庥向记者展示了理论物理研究所最新设计的8倍聚光太阳能聚光镜。他向记者要过纸和笔，认真计算了他们设计的太阳能发电项目的产业化前景。按照他的计算，新设计的方案能把10年为回收周期的太阳能发电的技术成本降到每度4毛钱。他说：“比张国宝宣称的核电成本4毛2分9还便宜。”）
《中国科学报》：您在理论物理上的贡献是什么？您1980年被选为院士主要是因为您在哪方面的贡献？我在科学院网页上看到您的简历，介绍说您在两弹研究上……
何祚庥：先要说明的是核弹工作是个集体工作，不是任何一个人能包办的。当然参与的人贡献有大有小。何祚庥不是最大的一位，但也是有一定贡献的一位。至于我为什么被选为院士，当然不止因为这个，还有其他工作。那时选院士不像现在，我根本不知道“被”提名，更不知是怎么选上的，突然之间宣布，“何祚庥选上了”，我完全没预料到。
《中国科学报》：您应该知道，有些人对您的理论物理水平乃至您的院士资格表示怀疑。甚至将您后来转向科学哲学以及后来反伪科学、对众多社会事务发言的言行批评为“何祚庥什么都懂，就是不懂物理”。
何祚庥：怎么不懂物理？我现在做的全部都是物理学，我更主张物理的理论研究与科学实践相结合。我现在研究中国能源问题，可以说主要是物理学问题。
我作物理研究有一个角度，就是高度关注物理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有一位友好人士，山东大学谢去病教授对我的评价比较到位：“年轻的时候，何祚庥高度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到物理学；晚年，何祚庥又高度注意把物理学理念用到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科学报》 (2013-01-04 第5版 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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