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实习生 孙诗月
纵观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史，大学校长这一群体总是能吸引人们的眼球。他们以其独特的品格、抱负以及治学理念，深刻影响着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然而，在不同历史阶段，这些校长的使命却有所不同。
不久前，由山东教育出版社组织编撰的“中国著名大学校长书系”（第二辑）之《忠信笃敬声教四海——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正式出版。该书作者、暨南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生导师夏泉研究员用生动的笔法，探寻了暨南大学老校长、著名学者何炳松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近现代教育的时空留下的足音。
事实上，除了对于何炳松的研究外，浸淫中国近现代教育史研究多年的夏泉，对于“大学校长”有着自己深刻的理解，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夏泉讲述了不同历史时期他心目中的校长品格。
民国时期校长的士大夫品格
中国最早的一批现代大学校长出现在清末与民国时期。一提到民国，我们通常都会想到战乱频仍和跌宕起伏，但就在如此动荡飘零的年代，却从各大高校走出了很多杰出的人才，在夏泉看来，这和当时校长们的士大夫品格是分不开的。
“所谓士大夫品格，即他们对道德和人格的重视，以及对传承中华民族文化的责任担当意识。”他说。
中国儒家文化自古就非常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民国时期的校长深受儒家文化熏陶，都具有非凡的人格魅力。“他们对别人都是十分包容的”，夏泉表示，无论时代怎样变化，无论观点是否一样，他们对于老师和学生都是非常爱护与尊重的。
以夏泉所著传记的主人公何炳松为例。当时，何炳松就对暨南大学有些教授的观点并不赞同，但当他们陷入危难的时候，何炳松总能挺身而出，仗义执言。何炳松的学生们中，既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员，但当学生生命受到 威胁时，他都会积极营救。“不管是从生活上还是学术研究上，校长的包容无疑给学生和老师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环境。”
在抗战烽火中，国家处于危难动荡之际，校长们带领学校师生辗转内迁，坚持办学，只为了让民族的文化薪火免于熄灭的厄运。夏泉表示，以何炳松为代表的民国大学校长一直在坚持他的办学理念，在外敌入侵时，勇于传承民族文化薪火，办学不辍，这也是士大夫的一种担当精神。“越是到危难时期，越要坚持知识分子的民族气节，作为知识分子的精英，校长们自觉担负起传承民族文化的重任。”
当时，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在沦陷区，大学就像大海上的灯塔，照亮茫茫黑夜。而这些优秀的校长们，就是这座灯塔得以持续燃烧的灯芯。
大学应有自己的“格”
进入当下，我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大学所处时代环境、办学规模与民国时期已不可同日而语，但很多人还是喜欢将现在的大学校长群体和民国时期进行简单对比。对此，夏泉表示，目前高等教育已进入大众化阶段，高校校长的群体人数庞杂。“两者已经不具备完全的可比性，毕竟环境和时代都不同了。”
在他看来，如今的大学校长有着属于自身的时代特色。“现代的很多校长有着自己的抱负和独特的办学理念，他们希望在自己的任职期间对学校有所建树。”夏泉说，而从外界环境看，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也给如今的大学校长们提出了新的课题。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处理好高校和政府、社会之间的关系成为了摆在高校校长面前的一个课题，也是对大学校长智慧的考验。”夏泉表示，市场化背景下的社会对高校的诱惑力在日渐增加，高校既需要在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诸方面因应时代的需求，同时又要与社会保持适度距离。高校不能独立于社会之外，如果一所高校孤守象牙塔的话，就会被社会抛弃；但如果高校远离象牙塔，被动地适应社会，又会丧失其应有的气节。“就像人有人格一样的，大学也应该有自己的‘校格’。”夏泉说。
为此，夏泉建议有关部门对大学校长的任期能适度延长。
“这样做有利于大学校长将自己的办学理念更好地实施下去。”夏泉解释说，民国时期大学校长的任职时间一般都较长，通常的任职都在10年以上，而现在的校长任职时间一般只有4~8年，有些甚至更短。而过短的任职时间显然不利于其治校政策的推进。毕竟一套教育理念的实施需要有一个渐进过程，更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
“只要他们身体健康，年龄大一点也没关系，不需要严格遵守60岁、65岁的退休年龄，更不应该将公务员的任职年限简单套用到大学校长身上。”夏泉说。只要任职时间足够，有作为、有理念的大学校长就会给一所大学打上深深的烙印，毕竟校长给学校提供的是一个前进的方向，他们是大学这艘航船的掌舵人。
《中国科学报》 (2012-08-15 B3 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