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超豪在莫斯科大学科学博士论文答辩会上作报告。新华社 发（资料照片）
谷超豪教授与学生们在一起。 （复旦大学供图）
6月24日凌晨，谷超豪先生远行，没有留下只言片语。
因为患病，先生去年夏天时便已近失语。可就在5个月前的冬日午后，当陈晓漫与吴泉水两位教授带来喜讯：他建言设立的上海数学中心获批筹建，老先生一下子睁大了眼睛，张开嘴“嗬嗬”连声。“那天，先生特别激动，直到客人走了很久，他仍睁着眼睛，挣扎着想说话，不愿休息。”在谷超豪身边工作了12年的秘书虞彬的记忆里，那是老人最后的声音。
而今，斯人已去，天际那颗以谷超豪名字命名的小行星，仍无声闪耀。星迹宛然，星光恒久。
“数学和诗一样让我喜欢”
“人言数无味，我道味无穷。良师多启发，珍本富精蕴。解题岂一法，寻思求百通。幸得桑梓教，终生为动容。”谷先生曾作诗抒怀，“在我的生活里，数学是和诗一样让我喜欢的东西，诗可以用简单的语言表达复杂的内容，用具体的语言表现深刻的感情和志向。数学也是这样，1除以3，可以一直除下去，永远除不完，结果用一个无限循环小数表示出来，给人无穷的想象空间。”
微分几何、偏微分方程和数学物理，绝大多数人眼中艰深的“百慕大三角”，却成就了谷超豪生命中的“黄金三角”，60余年求索不息。
“说谷先生是一位数学家，还不如说他是一位数学领域的战略家，总是能高瞻远瞩地看到数学未来的发展，而且，他总能看到国家发展的重大需求，通过需求来引领数学研究的未来”。谷超豪的弟子，中科院院士、复旦大学教授李大潜说。
很少有人知道，谷超豪先生是新中国第一个中长期科技规划——《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参与编制者之一。当时，他和一些学者联合提出数学领域要重点发展微分方程、概率论和计算数学。1958年，苏联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开辟了星际航行的时代，谷超豪敏锐地看到，偏微分方程研究大有可为。当时，偏微分方程在国际上已有多年研究历史，是数学和物理科学、工程科学沟通的桥梁，而国内的研究却相当薄弱。
1959年，谷超豪从苏联留学归国，无论是能力还是已经取得的成果，都已接近微分几何研究领域的顶峰了，如果继续从事微分几何研究的话，功成名就之日须臾可待。但谷超豪并没有继续微分几何研究，而是带着当时复旦大学数学系的几个年轻人一起转向了偏微分方程，其中一位，就是李大潜。
李大潜记忆尤深的是：“其实，当时国际上数学的主流研究方向还是线性方程，花费两三年时间就可以做很多事情，用现在的时髦话来说，就是可以发很多顶尖的文章。但是谷先生回来后，却把研究方向定在和高速飞行器相关的超音速绕流问题上，属于非线性偏微分方程。这在当时是很难的技术难题，现在仍然是很难的尖端技术问题。他带着我们花了一年时间就有了重大突破。15年后，当美国的希弗教授得知这些成果后，大为惊奇，因为他刚刚做完了平面机翼超音速绕流解的存在性证明，想不到这个问题早已被谷超豪解决了，而且由他所领导的集体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在学习和攀登的路上，谷超豪从来没有停下自己的脚步。75岁高龄时，他还一年发表3篇论文；80岁高龄时，他依然每天工作8小时以上。85岁高龄，数学、物理相结合的“现代宇宙论”研究，成了他最新沉醉的领域。先生在接受采访时曾感慨地说：“做数学研究，我有两个特点。一是注意相邻学科对数学提出的问题，希望数学对其他学科能起到作用；二是我喜欢做自己提出的问题，在一个领域获得突破后，我会让学生们继续深入下去，而我会再去做新的东西，在新的领域作出自己的贡献。局外人很难理解在数学这片神奇的国土里探索的错综复杂。就像在崇山峻岭中摸索，忽而山途渺茫，忽而峰回路转。你完全可能走了一大段路程后，发现竟然回到了原地；你也许走啊、走啊，突然发现了前人的足迹，原来自己还是步了别人后尘。数学家都想走一条自己的路！”
“我情愿肩负历史责任”
有人曾这样问谷先生：如果没有那么多社会工作，对您来说是不是会更好？他当时的回答言简意赅：“我情愿肩负历史责任。”
1926年5月15日，谷超豪生于温州市区华盖山麓的高盈里。少年时期，他先后就读于温州二中、浙江省立第十中学（温州中学）。1938年，日军侵入瓯江口，水上飞机每日飞临温州城区，每次丢下4枚炸弹。整个城市瘫痪了，人心惶惶。谷超豪所在的学校也被炸毁了，全校师生逃难到青田。敌机的轰鸣声，炸弹刺耳的呼啸声，被炸毁的房子，惨死同胞的躯体……眼前的一切，让少年谷超豪深切地体会到屈辱和愤慨。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少年兴，则中国兴。在学校礼堂里，谷超豪看到了孙中山先生的一句话——“青少年要立志做大事，不可立志做大官。”这句话，让他终身铭记。战乱年代，他投入抗日救国的历史洪流；和平年代，国家和人民的需要，成为影响他一切选择的决定性因素。
文革开始后，谷超豪身处逆境，科研被迫停止，但他还是寻找机会做研究。恰巧，国内的一些航天研究者向复旦数学系提出，能否请他去帮忙研究一些问题。经过多方努力，谷先生终于得以参与“超音速弹头附近气流计算”研究。不过，他只能算是“从旁协助”，不算正式成员。那时条件非常艰苦，数学系有一台“719型号”的计算机，大而笨重，占据了一个房间的空间，一秒钟只能算几万次。更要命的是这台计算机没有自动保存的功能。如果题目做了一半停电或者机器故障，资料就会全部作废。为了尽可能在电源稳定的情况下使用这台计算机，谷超豪常常半夜加班，一算四五个小时，一边抓紧计算，一边提心吊胆地怕出问题。最终，任务完成那天，谷超豪望着奋斗多时的简陋实验室，轻轻对自己说，“总算争了口气”。
197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访问上海，在复旦大学作规范场理论报告并建议进行共同研究，复旦方面成立了由谷超豪任组长的联合研究小组，不久，即在国际上最早证明了杨—米尔斯方程初始问题的局部解的存在性。物理学杂志《物理学快报》为此出了一本专辑，还加了一页中文摘要。在国际著名杂志上有中文摘要出现，这在当时是非常难得的。可就在工作取得新进展时，中国科技大学请谷超豪去做校长，这让他犹豫了，担心工作和研究难以协调。在老师苏步青先生的支持下，谷超豪最终赴任。虽然学校的管理工作占据了大多数的时间，但谷超豪尽量利用空余时间做点相关研究工作，积少成多，坚持研究“不断线”。
谷先生对“数学是科学的仆人”一说很是欣赏。“数学最使人兴奋之处，就在于可以用它来解说或解答各门学科中的重要问题，同时又不断吸收其他学科的成就，扩大和充实自己的研究，为国家建设作出巨大的贡献。”2005年，学生和同事们为他做八十整寿，谷超豪笑着说，过生日有“三个愿望”：一是国家发展得更好，二是学习和工作多年的复旦能够成功进入世界一流的名校，三是自己还能再干若干年。
“做教师就是选择了责任和奉献”
谷超豪的导师苏步青先生曾这样说，“谷超豪只有一点没有超过老师，就是没有培养出像谷超豪似的学生来。”苏老说这句话的背景，现已无从考证。但在谷先生看来，自己有很多不如苏老的地方，这句话意在鼓励自己好好培养学生，“选择做教师，就是选择了责任和奉献。”
他给自己定出了“三不”原则：不压制年轻人的想法，而要鼓励年轻人敢想敢做；不压制年轻人的发展，鼓励年轻人能够发展自己的研究方向；不挡年轻人的道。
几十年来，在本科和研究生阶段受教于谷先生的学生中，已经产生了李大潜、洪家兴、穆穆等9位两院院士和一大批优秀的高级数学人才。数学所教授陈恕行不会忘记，谷老曾带着他们过了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整个寒假期间，谷老组织一批上海本地的同学每天到办公室里进行学习和研究。“谷老话不多，但是他每天在那里研究，我们也就跟着他去学习。”陈恕行说，“这是身教。”
2005年，谷超豪80高龄，仍带着3名研究生。因为研究工作和身体原因，无法给学生更多指导，他常常对学生说“抱歉”。但这声声“抱歉”的背后却是，老先生仍坚持每个星期至少有两个半天与学生进行讨论，甚至给一些学生开小灶。而这，是不少比谷超豪年轻许多的博导都无法做到的。
谷先生尊重学生的学术成果，除非是他个人的研究占到科研过程的一半以上，或做了非常实质性的工作，否则是坚决不肯署名的。洪家兴说：“我在做谷先生的学生时，论文题目的确定和具体做法都是谷先生一手指导的，但他从来不在论文上署名。”曾经，学生主动把谷先生的名字署进论文，被他知道后坚决拉下。至今，谷超豪发表的130篇论文中，近八成都是他独立完成研究的。但无论是李大潜院士对拟线性双曲组的整体经典解的完整理论，还是洪家兴院士在混合型偏微分方程方面的研究，谷超豪的心血都功不可没。
“谷先生最关心的是年轻人的学术成长问题。”前天一夜未眠的洪家兴院士神情凝重。让他印象深刻的是，近年来，审阅某些青年教师的科研成果时，谷先生总是觉得不太满意。“他常常为这些事一晚上睡不好，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原因何在？如何改变？”2010年1月，谷先生获得2009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当时，他给党和国家领导人写了一封发自肺腑的信，提议依托复旦大学建设“南方数学中心”，希望“为青年人的迅速成长创造良好的条件，着眼于学生的培养，着眼于数学学科杰出人才的培养，构造和稳定一支具有高素质的创新人才团队，营造一个真正依科学规律办事的数学研究平台”。
今天，数学中心筹建正逐项进行：大楼招投标全部完成，设计方案正在审核中；复旦大学光华楼22层的筹建办公室里，工作人员进进出出；面向研究生的暑期学校和多个国际学术研讨会刚刚举行；从国外请回的3位首席科学家已到岗……
谷先生走了，他的心愿正在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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