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女士对牡丹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出具的姚凤柏的病理报告提出多处质疑。
一名在牡丹江当地医院被诊断为“左肺占位”、疑似肺癌的患者，在被医院请来的北京胸科医院的知名医师实施手术后，于当天死亡。其后的尸检报告认定为心脏受损导致死亡。肺癌患者缘何会心脏受损？谁该为他的死亡负责？有关专家认为，患者离奇死亡的背后，恰恰反映出我国医生频繁“走穴”、优质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的现状。多名医生向《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医生外出就诊制度亟须改革。
■本报见习记者 彭科峰
如果不是一年前的一场咳嗽，53岁的姚凤柏如今应该仍在自己熟悉的造纸行厂工作。
正是因为咳嗽引发的疑似肺癌，彻底改变了这个东北汉子和他家人的命运。一场由北京医生外出就诊实施的手术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潜规则？围绕姚凤柏之死，《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了患者家属、主刀医生所在的医院、卫生法专家、业内人士，试图寻找患者死亡背后“不能说的秘密”。
咳嗽引发的肺切除手术
6月4日下午，即使隔着遥远的距离，《中国科学报》记者依然能够感受到电话那头，赵女士对于丈夫姚凤柏之死深深的痛惜和不解。她说：“就因为一场手术，一个人怎能说没就没呢？我至今没办法理解。”
姚凤柏，原本和妻子赵女士住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市。2001年，牡丹江市某大型造纸企业四处招人，姚凤柏进入这家造纸厂工作，并和妻子一起搬到牡丹江定居。2008年，因为厂里效益方面的原因，姚凤柏被买断工龄。
下岗后的姚凤柏凭着自己多年的技术，很快在广东某大型造纸企业设在当地的造纸厂找到了新工作。他很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直到因病住院前的一个月，他还带病上班。
“我老伴身体一直都挺好的，就是支气管有些毛病，有时候会咳嗽，但也不严重，过一阵就好了。”赵女士说，就在2011年5月，丈夫姚凤柏咳嗽的现象突然日益加剧，伴随的还有胸闷，“这回咳得挺厉害，持续快一个月了，他还不肯治，说没事。最后还是我硬拉着他上医院去瞧的病”。
一开始，姚凤柏在牡丹江当地的一家小医院照了片子，医生告知肺部有阴影，可能是炎症。随后，他前往牡丹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以下简称“第一人民医院”）就诊，医生也给出肺部阴影、疑似炎症或肿瘤的诊断。赵女士还不死心，带着丈夫去了第三家医院，但结果基本一致。最终，她选择带丈夫回牡丹江第一人民医院治疗。
“当时听说第一人民医院的宋医生在这方面挺有研究，所以我们找的他。”赵女士说，在进行了CT和相关检查后，医生告诉她，她丈夫的病是“左肺占位”，怀疑是左肺中心型肺癌。“但是当时他们也不是很确定”。
得知这一消息后，赵女士原打算带丈夫去医疗条件更好的医院动手术，但随后被告知，可以请北京方面的专家来动手术。“考虑到当地医院离家较近，家属方便照顾，我们就同意了”。
患者手术当天死亡
据赵女士回忆，当时宋医生向她介绍，将请北京胸科医院的知名医师秦明前来主持手术，“说秦明是他的老师，水平很高，但是需要我们拿红包”。根据赵女士提供的录音显示，当时对方要求患者家属提供万元出诊费。“当时我说，只要能把我丈夫治好，别说是1万，就是2万甚至更多我们都愿意掏”。
此后，第一人民医院将姚凤柏的病情记录等材料发给了秦明。据赵女士的描述，2011年5月14日上午，秦明乘飞机从北京赶到第一人民医院，“在手术之前，秦明压根儿就没和我们家属交流过，也没问我丈夫的具体病情、身体状况什么的。”赵女士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上午11点多，秦明在当地医院进行了左全肺切除手术。手术进行了将近3个小时。
手术进行得很顺利，这让赵女士很高兴。赵女士随即找到秦明询问情况，“他当时说手术可费老劲了，老姚的心肌好像有点问题，耽误点时间。他还说要是在北京，这样的时间他可以给两个患者动手术。”赵女士说，当时她就觉得有点不对劲，“肺癌和心脏有什么关系呢？但他说患者一年内病情不会复发，保持得好，活个三五年没问题”，这才让她乐观起来。
做完手术后，姚凤柏被推离手术室，但当天下午3点多，他突然出现血压下降和胸痛的症状，身体状况迅速恶化。当地医院随即组织了多科室的专家进行抢救。
据赵女士称，在医院组织抢救之前，作为主持手术的大夫，秦明早在手术后就匆匆离开医院，术后的进一步处理由当地医院的医护人员进行。直到医院组织抢救后，秦明才匆匆赶回现场。但当晚10点左右，姚凤柏出现意识模糊，血压、血氧持续下降。虽经当地医院医护人员全力抢救，姚凤柏还是于当晚11时30分死亡，死因诊断为“心功能衰竭”。
随后，牡丹江市卫生局委托牡丹江市法医技术鉴定中心对姚凤柏的遗体进行解剖，发现患者心尖处至左心室有一处贯通伤，死亡原因为“医源性迟发性心脏破裂（左心室壁破裂）”、“失血性休克”、“呼吸、循环功能障碍”。
“才5天的工夫，一个大活人怎么就没了呢？”赵女士说，她和儿子看到尸检报告后才知道姚凤柏的死因。他们认为，正是由于出诊医生秦明不具备手术能力，在术中损伤心肌而未作相应处理，导致术后左心室壁破裂；事发后秦明又不在场参加和指导抢救，加之第一人民医院不具备抢救的技术和条件，最终导致姚凤柏不治身亡。
疑似肺癌引发的起诉
姚凤柏被诊断为肺癌，缘何会出现心脏受损而死亡？为何尸检报告没有发现并标明患者有肺癌？
对此，北京某医院一位不愿具名的医师向《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作为知名医生，秦明不大可能在进行肺部手术时伤及患者的心脏。很有可能是手术完毕，秦明急于返京，当地医护人员插管时不慎将管子触及患者左心室，当时没有破裂，而是术后两小时后才破裂，导致患者大量出血并最终死亡。如果赵女士所说属实，则秦明没有尽到全程参与手术的责任。
另外，针对尸检报告没有发现死者有癌细胞一事，《中国科学报》记者从牡丹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和其他部门获悉，该院于近日向死者家属提供了一份在手术中被切除的左全肺的病理报告。该报告称，姚凤柏肺部的确发现有癌细胞，医院并没有误诊。
但这份报告遭到赵女士及其亲朋的质疑。他们认为，当地医院没有在事发后及时出具这份报告，而且其中提到肿瘤的大小与医院手术前影像检查显示的肿瘤大小差距太大，因此该报告存在伪造的嫌疑。
家属认为，秦明所在的北京胸科医院也难逃干系。在姚凤柏的住院病历中，有北京胸科医院盖章及秦明签字的会诊邀请单。根据有关规定，北京胸科医院在接到第一人民医院的会诊邀请时，应当审查邀请方是否具备相应的诊疗科目及相应资质，并审查邀请方是否具备相应医疗救治条件。而北京胸科医院没有履行上述审查义务，放任秦明到不具备心胸外科诊疗科目和实施肺切除手术资质，以及不具备相应医疗救治条件的第一人民医院实施手术，并最终造成姚凤柏死亡。
另外，北京胸科医院还负有对外出会诊医师进行严格管理的职责。该医院放任秦明外出会诊，秦明向患者索要巨额“劳务费”，严重违反会诊义务；在患者术后未脱离危险的情况下擅离职守，也是导致姚凤柏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近日，姚凤柏的妻儿向北京市通州法院正式起诉主治医生秦明以及北京胸科医院，要求该医院及外科医生秦明连带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等83.6万余元，其中包括20万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并承担此案的诉讼费和鉴定费。
据此前《京华时报》报道，北京胸科医院一位员工曾透露，没有外地医院邀请，该医院的医生不会主动前去，而医生出诊前也会经过本院的同意并办理各种手续，以专家会诊的形式前往。一般都是由当地医院做完前期诊断和病理分析，只邀请医生去做手术，此事不排除是因当地医院诊断有误所致。
6月5日，《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北京胸科医院得知，针对此事，院方也很重视，目前秦明已经暂时停职在家。但由于此事已经进入法院起诉阶段，出于不干涉法院判决等方面的考虑，医院暂时不便对此事发表意见。
6月13日，《中国科学报》记者致电牡丹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该院医务科一名女性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医院已经得知姚凤柏的家属正在起诉北京胸科医院和秦明一事，他们也在走相关的司法程序。至于医院在此事件中是否负有责任，则需要交给法院去判定。
远程会诊与医师外出就诊的漏洞
据称，姚凤柏案是北京市首例外出会诊医生被推上被告席的案件。事实上，当媒体爆出作为拥有北京本地医师执照的秦明，接受外地医院邀请出京之后，就有多名医生向《中国科学报》记者感叹，这其实就是走穴引发的事故，在行业内非常普遍，“秦明就在于他太倒霉，患者死了，不然什么事也不会有”。
北京市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专家库成员、副主任医师周猛向《中国科学报》记者介绍，姚凤柏的死亡，其深层原因在于目前国内的优质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现在的知名专家都集中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大医院，二三线城市的医疗设备、医生资源相对来说较为薄弱，导致他们有很多病没法治。这样就产生了很多问题。”
周猛表示，牡丹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对姚凤柏的病情无法确定，或者已经确定肺癌但是医院自身不具备做此类手术的条件，就应该让患者转院。但是，医院出于自身经济因素的考虑，只是请来外地专家，这本身就存在一定的风险。但究其原因，如果优质的医疗资源在第一人民医院有配备，就不会出现后来发生的问题。
此外，在这起案例中，第一人民医院通过文件传输或者其他方式，将姚凤柏的病理记录传给秦明，进行了远程会诊。远程会诊本身是合法的，但是在远程会诊中，医生或院方毕竟没有亲自接触患者，因此给出的诊断意见、得出的病情结论可能存在误诊的情况。而且，远程会诊的结果，当地医院可以作为参考意见，但一般由当地的医生动手术，并不会由提出会诊意见的医院派出医生来执行手术。
针对医生异地外出会诊的情况，2003年国家颁布的《医师外出会诊管理暂行规定》对之进行了规范。该规定指出，医师在外出会诊时不得接受邀请医院的报酬，不得收受或索要患者及其家属的钱物。同时，如果医师在会诊中发现难以胜任会诊的工作，应当及时、如实告知邀请医疗机构，并终止会诊。医师在会诊中发现邀请医院的技术力量、设备、设施条件不适宜收治该患者，或难以保障会诊质量和安全的，应当建议将该患者转往其他具备收治条件的医院诊治。
周猛进一步介绍，具体来说，如果北京本地医院的医生外出会诊，必须由当地医院向该医生所在的医院发出邀请，医生本人再填写外出就诊等多张表格后才能前往外地。而医生外出就诊，本人并不能收受外地医院或者患者的任何费用，外地医院只能向医生所在医院提供一定的就诊费用，但“这笔费用非常少，一般也就几百块钱”。如果按照规定办事，那么医生本人肯定不愿意去异地出诊，“他不收钱，无利可图，去外地干嘛？！”
周猛说，在这种情况下，医师外出会诊成为走穴、收红包的一种合理的借口。目前在医师行业内，很多医生利用节假日时间外出就诊，收受当地医院的好处费。而当地医院既可以提高名气，又可以向患者收取住院费用，可谓一举两得，“这种情况下，像姚凤柏这样的事情迟早会再次发生”。
周猛认为，在这一案例中，秦明很有可能是私自接活外出，如果他没有填写外出会诊单据的话，则可认定为非法行医，“但这一可能性很小，因为现在的医生外出就诊，往往随身带着医院出具的空白单据，或者事后可以补”。
根据本报记者了解，北京胸科医院在接受姚凤柏家属及律师质询时，称秦明填写过医院的相关出诊单据，并不存在非法行为。
“现行的医生外出就诊制度不改不行了，医师走穴收红包的现象不制止不行了。长此以往，姚凤柏这样的事情会越来越多，国家有关部门需要对这一制度进行调查并尽快作出修订。”周猛表示了自己的担心。
外出会诊事故 医生应被追责
■本报见习记者 彭科峰
在医疗资源配置不均的情况下，患者有就医治病的迫切需求，医院、医生有出诊并由此获益的冲动，然而现有的制度设计仍然无法避免类似姚凤柏的悲剧不再出现。就姚凤柏案例涉及的相关问题，《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了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中国卫生法制》杂志副主编、卫生法学专家卓小勤。
医学专家离开大医院什么也干不了
《中国科学报》：如何看待目前好医生都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的现状？
卓小勤：我国的医院和医生制度有其历史原因。现在好的医生都是依附在大医院里，离开这些大医院，其实这些专家什么都做不了。为什么？因为只有大医院才有那些昂贵、精细的医疗设备，以及高素质的医护人员。
如果让一个知名专家去地方的小医院动手术，没有那些设备，其实他去了也没用。但是国外就不一样，国外在医疗方面分得很细，有专门出租精细医疗设备的机构，也有专门搞护理的，所以国外的医生很多不依附在大医院。他要动手术，可以去租这些设备。
《中国科学报》：现在国家也在推行多点执业，也是向基层倾斜优质医疗资源，你认为这样做的效果如何？
卓小勤：现在，我们国家有很多医生在鼓吹要多点执业。其实这并不好，很多人说国外，尤其是美国，多点执业很普遍，效果很好，其实中外的情况不一样。
以美国为例，他们的医院有两种，一种是大医院；一种是个人诊所，而且这种诊所还特别多。所以对于个人诊所的医生来说，他们多点执业有好处。但是国外的大医院的医生还是比较固定的。
中国目前个人诊所并不发达。但是这么多人鼓吹多点执业，其实他们是为自己打算，想多挣钱。你去问医院的领导，他们愿意吗？肯定不愿意，医生都去外地行医，本院的患者怎么办？而且本院医生去外院看病，在某种意义上也让本院可以挣到的住院费等让别的医院赚了。所以现在的医院对多点执业并不积极。
应推行医生基层蹲点制度
《中国科学报》：应该怎样平衡优质医疗资源？
卓小勤：这需要有关部门从国家层面上设计推行一些好的制度。我认为，可以规定一些大医院的医生每半年或者几个月去基层医院蹲点，为当地患者治疗。这样要比多点执业的效果好，也比外出会诊制度更合理一些。另外，也可以参照我刚才介绍的美国医疗行业的做法，鼓励多设置个人诊所。
《中国科学报》：现行的医师外出会诊制度需要哪些改进？
卓小勤：根据现行的相关规定，如果发生医疗事故，那么责任主要由邀请异地专家的医院来承担，负责动手术的异地专家反而不用负什么责任。我认为，这些专家拿了好处费，一旦发生事故却不用负什么责任，这不公平。
应该制定医师外出会诊一旦发生事故追究出诊医生责任的相关规定。只有这样，才能让那些热衷外出就诊、收红包的医生们有所畏惧。
逝者，热心助人的普通人
在妻子赵女士的记忆中，姚凤柏一直是一个平平淡淡，但拥有一副热心肠的好人。她和姚凤柏育有一子，其子早已成家立业，和父母分开居住。但在姚凤柏死后，因为担心母亲承受不住打击，儿子特意将赵女士接到自己家中，方便照顾。“实际上，这事发生后，我的身体一下子就垮了”，赵女士说，不然她也不愿意打扰儿子。
赵女士告诉记者，姚凤柏生前除了钓鱼，别无其他爱好。工作之余，姚凤柏经常去公园或者野外钓鱼，但他钓鱼不是为了吃，而是在每次离开前将鱼放生。“后来我就告诉他，你虽然把鱼放生了，但鱼钩会刺伤鱼，鱼最后还是会死。”经过赵女士的劝说，老姚最后放弃了钓鱼这一爱好，“后来他就变成去公园看别人钓鱼了”。
在姚凤柏同事的心目中，他是一个仗义的大哥。由于姚凤柏生前在公司担任类似工段长的职务，每次手下的工人临时有事、不能上班时，姚凤柏总是爽快地准假，然后帮他们把活干完。这样，工人们的收入就不会受影响，而他也从来不索取费用。
“这么一个热心人，就这么走了。到现在，我只是希望法院有一个结果出来。”赵女士最后表达了自己最大的愿望。（
萧杨）
优质医疗资源应开放共享
近年来，医患纠纷愈演愈烈，仅今年上半年，患者追砍医生的事例就有三四起。卫生部和公安部等也联合发出通知，要求给医院派出公安人员维持秩序。在这样的背景下，姚凤柏的案例就别有一番深意。这也反映了医患领域的真实现状：一方面，医生被砍屡见不鲜，貌似医生是最大的弱者；而另一方面，全国每年也有很多疑似医疗失误导致患者死亡，死者家属迟迟得不到赔偿的案例。从这个意义上说，医生与患者，双方都是弱者，都需要维护自身的权益。
造成这两种极端情况的原因何在？也许我们可以从姚凤柏的经历中找到一些答案。有些医生可能医术不精，或者医院设备不完善，导致患者无法得到良好的医治甚至死亡，这样就衍生出患者对医院的普遍不信任。另外，医生收红包，也成为引发医患矛盾的重要因素。在优质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的当下，有很多患者得不到及时的医治，也给很多医生带来额外生财的机会。从这个角度来说，医生外出就诊制度，乃至我国医疗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已到了不得不改的境地。
总之，打破现有僵化、壁垒森严的医院诊疗制度，公平分配优质医疗资源，特别是让这些资源开放共享，让患者得到及时、全面、高效的治疗；在提高医生待遇的同时，彻底杜绝红包现象；完善以医生外出就诊制度为代表的一系列制度措施，才是解决医患纠纷、缓解医患关系的上策。
医与患，不应该是敌人，而应该是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朋友。
《中国科学报》 (2012-06-18 A3 深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