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知识谱系中，只有儒学经典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而自然科学知识的地位极低，几乎不被看作一种“合法”的知识。
●“科学”一词的使用，意味着中国人根除了西学是“地方性知识”的观念。
●从中国人的观念接受史来说，接受了自然科学后，现代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才慢慢进来。也就是说，近代中国思想的启蒙，包括社会人文科学的传入，最先是随着科学知识的传入而传入的。
■本报记者 温新红
研究中国近代史，就不能忽视科学技术进入时发生的事件和相关的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雷颐曾在他的著作《时空游走：历史与现实的对话》、《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历史的进退》、《历史：何至于此》、《历史的裂缝：近代中国与幽暗人性》中，探讨西方技术初入中国时的历史真相。在他最近出版的新书《面对现代性挑战：清王朝的应对》中，探究了事件背后的社会原因，分析了科学技术如何在曲折艰难中开始与中国传统文化衔接，以及如何承担起中国社会启蒙的重任。
科学传入总是与武器有关
《中国科学报》：科学最早是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
雷颐：明末有一次科学进入中国的时间，是传教士带入的，他们发现直接宣传宗教，没有多少人相信，而传播西方科学知识，中国人比较容易接受。这次传播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天文知识。其间，双方也发生过几次争论，后来证明西方的历法比中国传统的历法更准确。另一个是火炮，因传教士的头发是红的，就称为“红夷大炮”。因为满人曾被称为夷，清时就改称为“红衣大炮”。
这是中国人对现代科学比较早的接受。非常遗憾的是，这次的传播没有流传开去，科学没有发展下去，就这么中断了，失去了一次机遇。
《中国科学报》：科学再次传入就要到清末了。
雷颐：对，科学真正进入中国是鸦片战争之后。最早还是和枪炮，和武器有关，众所周知，西方国家用武器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战争的失败使中国人蒙受耻辱，让中国陷入危机，也是中国“走向世界”、“走向现代”的一次机会。只是，其过程是漫长且艰难的。
看看当时清朝将领面对西方炮火的应对方法就可以略知一二。1840年6月，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7月浙江定海失陷。1841年3月，清道光皇帝派杨芳到广东与英军对战。打了几次，杨芳看到夷炮威力远在我炮之上，认定“必有邪教善术者伏其内”，于是广贴告示，“传令甲保遍收所近妇女溺器”作为制胜法宝，竟以马桶口面对敌舰冲去，以破邪术。结果自然是大败。
身在第一线的林则徐，面对狄夷的先进武器，是坚持已被战争证明无效的“法术”，坚持传统的大刀长矛，还是承认敌人武器先进并进而向其学习？林则徐选择了后者，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
《中国科学报》：这个观念得到了认同吗？
雷颐：同样遗憾的是，这个现在人看来最平常的口号，不但没被接受，林则徐还受到排挤、批判，其中最重要的一点说他是“溃夷夏之防”，意思是，华夏文明与狄夷文化有一道防线，这道防线只能是用夏变夷，不能用夷变夏。这样的观点在引进新式武器上耽误了20年。
洋务运动艰难引进西方技术
《中国科学报》：这20年间清王朝统治者面对一次比一次严重的内忧外患，他们不得不再次考虑林则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
雷颐：为生存计，19世纪60年代开始了洋务运动。应该说，洋务运动从军事利器的引进仿制，逐渐推广深入到全面学习西方机器大工业所需的科学技术学理的层次和阶段，为向西方学习打开了一个难得的缺口。
但是，今日认为十分“温和”的洋务运动，在发轫之时也被指为“溃夷夏之防”，曾遇到今人难以想象、难以理解的反对。洋务运动每前进一步、每引进一个新的“器物”，都遇到了巨大的阻力，激发激烈的争论。
《中国科学报》：当时是怎样的情形？能不能具体谈谈？
雷颐：以电报的引进为例。最初国人称其为“铜线”或“电线”。当时内乱外战不断，引进能快速传递信息的电报无疑是一直身处危境的清政府的当务之急。不曾想还是遭到了顽固派的反对，甚至遭到一心要学习外国“船坚炮利”的某些洋务派官员的反对。反对的理由很多，如“此等事彼族故神其说，以冀耸众听”；惊民扰众，变乱风俗等。
就在英国大东公司和丹麦大北公司获准在海上敷设电报电缆、海疆紧急之下显见电报比跑马送信的快捷便利时，顽固派仍然反对兴办电报，工科给事中陈彝在1875年秋的奏折中认为电线可以“用于外洋，不可用于中国”，因为“电线之设，深入地底，横冲直贯，四通八达，地脉既绝，风侵水灌，势所必至，为子孙者心何以安……藉使中国之民肯不顾祖宗邱墓，听其设立铜线，尚安望尊君亲上乎？”
1879年，李鸿章在其势力范围试设一条长约40英里的电报，效果良好。1880年，中俄伊犁交涉军情骤紧，李鸿章不失时机地再次上奏。终于这年10月，李鸿章在天津设立电报总局。至此，从1865年李鸿章提出办电报起，历经15年之久。
铁路也是一样，双方对此争论得更长、更激烈，从1872年李鸿章提出改“土车为铁路”的主张起，到1889年清廷同意修铁路，用了整整17年时间。
从“西学”到“通艺”
《中国科学报》：这些对统治者有好处的技术的推进都如此困难，更不用说科学知识的传入了。
雷颐：尽管中国的大门被打开了，但传统的“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影响还是非常大，也就是说，在中国传统知识谱系中，只有儒学经典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而自然科学知识的地位极低，几乎不被看做一种“合法”的知识。
1866年，总理衙门大臣奕等提出在同文馆添设天文算学馆并招收科甲正途人员学习声光电化、天文算学，这下就捅了马蜂窝，两派你来我往，势同水火，争论愈演愈烈。
顽固派认为声光电化、造船造炮由工匠学习就可以了，不能由科甲正途人员学习，如果后者学了，就会“忠义之气自此消矣……圣贤之大道不修，士林之节概不讲”，可以说把西学视为洪水猛兽。
《中国科学报》：这场争论的结果如何？
雷颐：顽固派不仅从抽象的理学角度反驳洋务派，而且把学习西方知识说成是“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奉夷为师”、“师事仇敌”等，扣上类似于“里通外国”、“汉奸”等政治性大帽子，这种言辞更易引起当时饱受侵略的国人的共鸣。
最后，奕以自请“开去总理衙门差使”相挟，让天文算学在同文馆有一席之地。但争论导致的结果是报考同文馆的人数锐减，报考天文算学馆的就更少。1867年，因为学生质量很差，勉强录取了30名，第二年就淘汰了20名，最后毕业的只有5人，天文算学馆名存实亡。这使得洋务派提高自然科学知识的计划严重受挫。
《中国科学报》：您认为这场争议的核心是什么？
雷颐：这次关于中学西学的“本末”之争的核心是中国社会转型中西学的价值问题，实质是自然科学知识是否具有“普适性”，即究竟是一种“地方性知识”还是一种“普适性知识”。
有一个词特别能说明问题：西学。即中国人认为那些知识是西方的知识，是一种地方性知识。顽固派认为这种知识不具普适性、不应为“我”所有，而且是对“我”构成威胁的“他者”。洋务派也没有清晰地认识，或者明言这是一种普适性知识，所以在理论上辩不过顽固派。但洋务派强调能为我用，是对其普适性的初步承认。
《中国科学报》：这种西学不具“普适性”的观念后来怎么发生改变的？
雷颐：尽管遇到阻力，但科学知识还是一点点“潜入”。差不多10年后，1876年同文馆的八年制、五年制课程都列有“数理启蒙”、“代数学”、“讲求化学”等。
在维新运动期间，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都著书撰文介绍西方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同时，全国先后组织了70余个学会、学社，如农学会、算学会、测量会、化学公会等，讲解传播自然科学知识是他们共有的内容。
1897年秋，维新派在北京创办了西学堂，后改名通艺学堂。这是转折性变化。说明通过甲午战争后，中国人开始意识到数理化不再是西学，不只是用在西方的地方性知识，也适用于中国，所以叫通艺。
这之后留学生从日本带回日本人用的一个词：科学。“科学”一词的使用，意味着中国人根除了西学是“地方性知识”的观念。
思想解放，从科学开始
《中国科学报》：您的新书《面对现代性挑战：清王朝的应对》中提到，鸦片战争使中国在暴力、屈辱和反抗中开始了“现代性追求”的历史过程。前面您梳理了近代中国接受科学的过程，遇到了多重阻力，显而易见的效果不能让人们接受，不禁要问，为什么科学进入中国会那么难？
雷颐：这不得不回到传统，中国传统的“天下观”的核心是“华夏中心论”，即“天下”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其他都是“边缘”，而且由“边缘”渐成“野蛮”。中国传统的地理概念是“天圆地方”，这不仅是“地理”，更是“伦理”的。
在现实中，孔孟提出“严夷夏大防”，虽然是文化意义上的，但文化歧视带来的影响无疑是深远的。以林则徐为例，他在相当长时间内，对英国人膝盖不会弯曲所以“不能”下跪这点深信不疑。
《中国科学报》：作为“睁眼看世界第一人”，林则徐尚且如此，足以说明举国上下当时对“世界”的认识水平。
雷颐：不过，林则徐毕竟见识过人。他感到对外了解得太少，到广州后，招募了一些人翻译西方书报，了解“夷情”。就这个在今天看来最正常的事，在当时也饱受非议。
林则徐了解得越多就越感觉不够，1839年6月17日，他在虎门接见了美国传教士卑治文，表示想得到地图、地理书和其他外文书，特别提到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编著的《华英字典》。这更是突破“夷夏之防”的惊世骇俗之举。
1839年底，林则徐开始组织翻译英国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译名为《四洲志》，此书对近代中国“走向世界”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
1841年秋，已被革职的林则徐将资料转交给好友魏源嘱其编撰成书。魏源不负重托，第二年整理成《海国图志》出版。
《中国科学报》：这是一本怎样的书？
雷颐：《海国图志》对世界五大洲和许多国家的历史、地理作了详细的介绍，并绘有地球全图和各洲分图共75幅，界划非常清晰。梁启超评价说“治域外地理者，源实为先驱”，足见其意义深远。
在此书之后又出版了几部相关的书，如《瀛寰志略》等，不用说，它们受到极大的非议和激烈的批判、指责。结果，这类书大受冷遇，敢谈者甚寡。
让人唏嘘的是，《海国图志》在中国遇冷20余年，但该书1851年传入日本，到1856年日本就已刊印各种版本达20余种，对日本的明治维新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林则徐、魏源本为启蒙国人，结果却先启蒙了日本人，而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走上富国强兵之路，一次次侵略中国。这一历史悲剧确实值得深刻反思。
《中国科学报》：想不到，一本中国人写的书却对日本人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
雷颐：林则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有相同的观点，在《海国图志》中系统介绍了西方船、炮、枪、水雷等武器的制造图样、技艺，介绍了望远镜做法的资料、用炮测量及测量工具等。魏源意识到自己的观点很难被理解，所以特别提到要祛除“人心之寐患”。
德国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启蒙就是理性化过程，其核心就是“祛魅”，即“世界的祛魅”。
林、魏两人虽然在当时是孤单的，但后来就是他们提出的这两点，成为现代中国启蒙的开端，拉开了各种思想大潮激荡不已的一个新时代序幕。
《中国科学报》：尽管科学技术进入到中国历经曲折，还是可以看到科学是中国人启蒙的开端。
雷颐：的确如此。中国的读书人开始对西方的科学知识感兴趣，如上所说办了各种传播自然科学的学会，进一步接触西方文化后，又有了其他学会如法律学会等。
从中国人的观念接受史来说，接受了自然科学后，现代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才慢慢进来。也就是说，近代中国思想的启蒙，包括社会人文科学的传入，最先是随着科学知识的传入而传入的。
这不得不让我想到1978年的科学大会。开科学大会，实际上提出了一种理性精神，反对“文革”期间的反科学和盲目崇拜。“文革”后、科学大会前这个时段，人们的思想还处于模糊阶段，所以说，科学大会的意义不仅仅是开了个会，作了些科学规划，它的意义在于其是全中国整个思想解放的先声。科学大会是一次意义非常深远的大会。它起的作用是思想解放，这和科学最初进入中国的意义是一样的。
《中国科学报》 (2012-06-04 B1 思想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