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洪蔚
不久前，围绕“取消研究生毕业应发表论文的规定”的呼吁，在教育界引起广泛讨论。
目前，我国有400多所高校具有招收硕士研究生的资格，在校硕士生有126万多人。支持者们表示，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大学生和研究生数量急剧增长，不可能每所高校、每个专业都能培养出这么多学术型、研究型人才，社会也不需要这么多学术型、研究型人才。
但也有人担心，取消了发表论文的硬规定，拿什么来保障研究生的质量？清华大学教授、中科院外籍院士姚期智在《中国科学报·思想周刊》刊发的《科学家与科学之路》一文中，指出很多科学大家的学术奠基性工作，往往是在硕士研究生阶段就开始了，“研究生论文可能成为最杰出的科学贡献之一”。
同时，目前我国研究生写论文难，是一个延续了多年的老问题。日前，《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了从事研究生教育多年的科学史学家戴念祖，他从历史经验和自身经验两重视角，提出研究生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下一代科研主力军，在这个目标下，我们要对目前的研究生教育，从方式方法上、从观念上进行一定的改变。
中国科学报：你如何评价目前研究生论文的总体水平？
戴念祖：现在各高校面临的问题基本一致：研究生的总体质量，比10年、20年前同等学位学历呈下降趋势。进入前沿学术水平的研究生论文很少，学位论文选题不新、水平不高；很多论文甚至在写作上完全不符合基本要求，在文法、逻辑上存在严重不足，有些论文甚至连标点的使用都不符合基本规范，竟然通篇文字“一逗到底”。目前个别院校甚至提出，研究生拿满学分即毕业，连毕业论文都可以免作，这种做法不仅不恰当，而且使研究生缺失了一次相当重要的学术训练过程。
中国科学报：你认为，是什么原因导致研究生总体质量下降呢？
戴念祖：从毕业论文的选题上看，老师带的学生太多是原因之一。带的学生多了，导师的精力有限，不可能拿出足够的选题。于是有些毕业生尽管论文题目不同，但内容基本相似。
从研究生教育观念上看，我认为，目前某些理科研究生的课程太多太重。这与中国人对待子女成长的传统观念相关。中国人生怕下一代错过了什么，在未来的成长道路上会吃亏。这种观念投射到教育上，就是填鸭式教育——尽可能教给学生更多的东西。研究生教育也是这样，课程太多，使学生在头两年疲于应付功课，无暇考虑科研和学术问题。两年课程结束，又面临求职问题。研究生最后一年，本是写论文的时间，而由于就业压力大，大量时间忙着奔波求职，几乎没有时间写论文了。
中国科学报：在这种局面下，你认为我国的研究生教育是否应该作些调整，应该朝什么方向调整？
戴念祖：如何培养下一代科研主力军，是我们当前应该考虑的重要问题，这也是时代的要求。
首先应该强调的是基础教育。从历史上看，1925年清华大学物理系成立招生，叶企孙担任系主任，他也是我的老师。当时开设的物理实验课程——初等物理实验，这是最基本的物理实验课。在40多个基础的实验中，学生学到了物理实验的基本法则，从而培养了像王淦昌、钱三强、王大珩等一批杰出的科学家。
我认为，在重视、强调基础课程的基础上，针对目前研究生课程太多的现状，应该规定最低学位课程。早在1932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曾针对当时大学开课过多的问题，专门召开了讨论会。讨论会的召开背景也是因为当时的大学开课太多，反而导致学生水平下降。在这次讨论会后，从制度上规定了数、理、化高等教育课程的最低标准。在这个标准之外的课程，需要得到特别的批准才可以开设。
一个学生毕业后，未来的学习道路还很长。不能要求在一两年里，把未来所需的知识都学深学透。我们说博士毕业，似乎就结束了学习生涯，而英文中博士毕业——commence doctor，是指刚刚开始博士生涯，这种观念的不同对研究生教育思想产生了影响。我认为，研究生阶段，应该把基础学好，以后在研究中遇到问题，应该随时可以继续学习相关的知识。学习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一个研究者有了一定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后，再有目的地回去学习所需的某种知识，往往可以收到更好的效果。
培养下一代科研主力军，是一项很艰巨的任务。通过这些年的实践和思考，我认为要培养出素质全面、有创新精神的人才，还有很多学科以外的工作要做。
中国科学报：请你具体讲讲培养素质全面、有创新精神的人才，还应该有哪些要求。
戴念祖：首先应该加深国学与理学的培养。理科生应该把国学当做必修课之一，文科生应该把科学概论当做必修课之一。
前些年，我在美国参加国际会议时，亲身经历了一件事。这次会议的主办方，为了欢迎中国学者，用中文写了一个横幅：“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有点国文功底的都知道，这里“说”是“悦”的通假字。而当时一位理科生就真的不知道，问我：“说什么？”
而现在的文科生，很多人不知道相对论的概念，不懂什么叫“量子”。我接触过一位文科生，居然认为相对论是“左”“右”相对。
本国的经典著作对一个成功科学家的成长非常重要。举个例子，1946年李政道被大物理学家费米破格收入门下，攻读博士学位。之前，芝加哥大学的招生人员问他：“你读过什么经典著作？”李政道说：“中国经典算不算？”招生人员想了想说：“算！”李政道说：“《论语》、《孟子》、《庄子》……”“很好！”这个例子说明，经典著作对科学家的成长有着重要的意义。
其实，经典著作也是一个民族凝聚力的“增强剂”。“两弹一星”的科学先驱，很多都熟知国学经典。在“两弹一星”任务最紧张、最艰苦的时刻，于敏、王淦昌等人曾一起背诵《出师表》。在那个时刻，文化的共鸣和凝聚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上世纪30年代时，国际上曾派出了“国联教育考察团”考察中国的教育。这个由国际知名科学家、教育家组成的考察团，在考察了北京、南京、上海、保定等20多个城乡后，给当时的国民政府提交了一份报告《中国教育的改进》。其中写道：“关于中国教育所发生的根本问题，不在模仿，而在于创造与适应。新中国必须振作其本身之力量，并从自身之历史、文献及一些真属国有之国粹中抽出材料，以建立一种新文明。此种文明，非欧非美，而为中国之特色也。”
这一建议，现在看来，依然是真知灼见，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如今科学已经走过个人、家庭、实验室的小规模阶段，越来越向着大组织、大团队规模行进，其组织规模甚至已经跨越了国家的界限。在这种科学规模的壮大中，培养下一代科研主力军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培养有团队精神的科研人才。因此，在研究生教育阶段，也要提倡德智体全面发展。特别是目前大多是独生子女，从小在父辈、祖辈的溺爱下成长，很多学生没有团结精神，不知尊重为何物。因此，德智体不仅是中小学生的事。如果我们培养的科学家没有团结精神，将很难适应当今和未来的大规模化的科研体系。
在采访结束的时候，戴念祖引用了我国明代思想家王夫之《思问录》中的文字：
“人才之美者，好学、力行、知耻也。”
“学问、思辨、笃行，皆为之增益。”
“过去，吾识也；未来，吾虑也；现在，吾思也。”
在戴念祖看来，应以这一目标衡量研究生的综合素质，调整我国研究生教育思想与教育方式。我国下一代科研主力军，也应该是拥有这种素质的人才。
(戴念祖系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
《中国科学报》 (2012-05-07 B1 思想周刊)
